第9章 心里钻进了蚂蚁(2)

    江易盛开着车把我和吴居蓝送到妈祖街外的菜市场。上面的路车开不进去，必须要步行。我腿上的伤走几步没问题，可想要走回家，肯定不现实。

    江易盛下了车，帮我打开车门，却迟迟没有说话，发愁地琢磨着怎么把我送回家，估计只能背上去了。

    我也发现了眼前的难题，望着蜿蜒而上的妈祖街，皱着眉头思索。

    吴居蓝一声不吭地走到车门边，弯下身，一手揽着我的背，一手放在蜷曲的膝盖下，轻松地把我抱出了车，泰然自若地说：“走吧！”

    江易盛瞪大了眼睛。

    我涨红了脸，压着声音说：“放我下来！”

    吴居蓝问：“怎么了？我哪里抱得不舒服？”

    “没有。”

    “没有，那就走吧！”

    我小声说：“这样……不太合适，很多人看着。”

    吴居蓝一边大步流星地走着，一边淡定地说：“之前我就是这样把你抱下来的，也有很多人看着。”

    对这种摆明了不懂什么叫“事急从权”的人，我觉得十分无力，只能闭嘴。

    第一次，他抱我时，我眼睛看不到，全身上下都痛，压根儿没有多想。可这会儿神志清醒，我才意识到这是平生第一次，和一个男人如此亲密地身体接触，我的心咚咚直跳，跳得我都怀疑吴居蓝完全能听到。

    还没到家，我就看见两个民警站在门口，还有几个看热闹的热心肠邻居。

    我立即挣扎着说：“放我下来。”

    吴居蓝却没有搭理我，一直把我抱进院子，才放下。

    在警察和邻居的灼灼目光中，我连头都不敢抬，幸亏有江易盛，他立即向大家介绍了吴居蓝的“表哥”身份，又强调了我腿上的伤。

    我腿上的伤，看着很吓人，邻居们纷纷理解地点头，我才算平静下来。

    我请民警进客厅坐，围观的邻居站在院子里，叽叽喳喳地小声议论着。

    我对民警客气地说：“我上去换件衣服，马上就下来。”

    一个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邻居阿姨扶着我，慢慢地上了楼，帮我把护士服脱下，换了一件宽松的家居裙，我这才觉得全身上下自在了。

    我坐在民警对面，把被抢的经过详细地给民警说了一遍，可惜我完全没有看到抢劫者的长相，摩托车也没有车牌号，对追查案犯的帮助很小，唯一的印象是抢我包的那个人手腕上好像长着一个黑色的痦子。

    民警表示一定会尽全力追查，但话里话外也流露出，这种案子一般都是流窜性作案，很有可能他们这会儿已经离开海岛，追回财物有一定难度。

    我早料到这个结果，自然没什么过激反应。

    民警看能问的都问清楚了，起身告辞。江易盛送走了民警后，把邻居也打发走了。

    江易盛走进客厅，在我对面坐下，询问：“你还剩多少钱？”

    “四万多。”

    江易盛气恼地说：“可恶的贼，如果让我抓到他，我非打断他的手不可。”

    江易盛在北京读的医学院，很清楚对我这种外乡人来说，北京不易居，衣食住行都要花钱。我一个刚工作的小姑娘，工资税前也不过七八千，三年半能存下十几万，肯定是省吃俭用，什么享乐都没有，现在却一下子就六万块钱没了。

    我笑了笑，反过来劝解他，“破财免灾，丢了就丢了吧！”钱刚被抢时，我曾豁出性命想夺回来，可看着医生给自己缝针时，想起以前听说过的飞车抢劫闹出人命的事，突然就想通了，甚至很后悔。钱再重要，都没有命重要，如果以后再碰到这种抢劫，一定要立即舍钱保命。

    江易盛看我不是强颜欢笑，而是真正看得开，悻悻地说：“你倒是心大！”

    我笑嘻嘻地说：“我们这样的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心大！”遇到不幸的事就已经够不幸了，如果再想不开，那纯粹是自己折磨自己。不管是我，还是江易盛都不是这样的人。

    江易盛愣了一愣，释然地笑了，“你装修要多少钱？我借你，不过我只能拿五万出来。”

    我想了想说：“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还上，你给我两万就行了，多了我压力太大。”

    “好。”江易盛知道自己的情况，也知道我的性格，没有多劝。他忽然想起什么，试探地说：“大头如今是有钱人。”

    我笑笑，没有接他的话，江易盛明白了。他对坐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过话的吴居蓝说：“吴表哥，小螺要麻烦你照顾了。有什么事，你随时给我电话。”他掏出手机，“我们交换下手机号，方便联系。”

    吴居蓝说：“我没有。”

    江易盛愣住了。

    我忙说：“表哥的手机在路上丢了，本来打算去买的，但还没顾上。现在我手机也丢了，你帮我买个手机回来，我身份证在钱包里，也丢了。你帮我想想办法，把手机号码先要回来。”

    “行！吴表哥，把你的身份证给我，我帮你把手机也顺便办好。”

    吴居蓝沉默地看着我，我心里咯噔一下，突然发现我这个完全没有经验的老板，竟然从来没有问他要过身份证。一时间，我心乱如麻，顾不上多想，先应付江易盛，“不用了，就办我的好了。”

    “成！你好好休息，我晚一点再过来。”江易盛匆匆离开，忙着去办事了。

    屋子里，只剩下我和吴居蓝两个人，我犹豫着怎么开口。以雇佣关系来说，我要求查看他的身份证很正常，但朋友之间，要求查看身份证就很怪异了。不知何时，我已经把他看作了地位对等的朋友。

    吴居蓝打破了沉默，开口说：“如果你想问我要身份证，我没有。”他的表情十分从容平静，似乎说的是一件很普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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