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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吧。如果我还活着，你跟我在一起。如果我死了，你答应我以最快的速度move on.这个------你总不难做到吧？”
哦！沥川！我的脸绯红了，拼命地点头：“我答应你！”
他的头微微侧过来，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你说话，算话？”
“我发誓！如果你死了，我马上move on ,两年之内就把自己嫁掉，决不当寡妇！”
他默默地笑了，笑容里有一丝安慰，又藏着一丝不易捕捉的忧伤：“小秋，我累了，想休息了。”
接下来的那三天，我天天陪着沥川，他睡着了我才离开医院，天没亮他还没醒，我又赶过来了。大约是觉得我不可救药，那天谈话之后，沥川忽然变得寡言少语，像个小孩子一样有着我和小穆照顾他。在床上躺了十来天，他手脚都纤细了，坐起来都会头昏。医生说他的病情没什么大的起色，又说这回的感染大伤了元气，他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了。除了输液之外，他还需要输红细胞和血小板。终于一天里有那么一两个小时不用输液时，我推着沥川到楼下花园区散步，晒晒太阳。
每天我和小穆都会在床边帮助沥川活动关节。依照护士的指点，认真地活动他的胳膊和腿。沥川一直拒绝让我干这些事，我吧理他，他没办法，眉头就一直皱着，满心的不情愿。之后，他又坚持独自去洗手间，被医生劝了一顿，但终究抵不过他的固执，改由小穆陪着进去。小穆只好将他抱上轮椅，然后将氧气、点滴、鼻饲等仪器搬出来，挂在椅后。等到好不易进了洗手间，没过一秒钟，沥川就昏迷了。护士们赶进来将他送回床上，一群人围着他忙乱了好一阵子，他才苏醒。看见我，神态漠然，眼底里尽是难看可恼怒。他还是会礼貌地说话，声音却是虚无缥缈的。听了的人都知道，他不想理睬任何人。
我心里明白，沥川一直拒绝我，因为他宁死也绝不愿意我看到这一切。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都找理由去餐厅喝咖啡，让小穆独自护理他。
到了周四，沥川忽然谈问我：“那个《雍正王朝》真的好看吗？”除了躺着就是躺着，沥川这十天无事可干，可能是太无聊了吧！
我灵机一动，说：“想看么？碟片就在我的公寓里。在笔记本电脑里就能放呀！我这就去取！咱们一起看，不懂的地方我来翻译！”
他用力地点头：“想看。”
我拿着手袋出了医院，打出租车，去了公寓。
沥川出事的 第二天，房东打电话来为么我，为什么他的房子里还有我的行李。我连忙托rene去帮我多交了两个月的租金。回去打开行李才想起来，那套碟子和我所有的书，已经装箱运到昆明我姨妈那儿去了。我只好拿着笔记本电脑，打出租车去了电子商厦买新的。所幸《雍正王朝》是畅销剧，到处都有卖的。买了它， 我同时还买了一些别的连续剧，统统装进一个大包里，兴冲冲地赶回医院。打开407的门，沥川的床是空的。
我立即去忽视值班室问沥川的去向。她们说，可能是小穆推着他到花园散步去了。
我下楼去花园，花园很大，里面有很多人。不少病人都由家属或护工陪着在晒太阳。沥川应当很显眼，我通常一眼就能看见他。可是我找了一大圈，没找着。可能正好他们回病房，错过了吧。
我坐电梯赶回407，病房仍然是空的。这回护士也着急了，问我：“病人忙上要点滴了。小穆怎么去了那么久还没回？”
另一个护士说：“会不会去了活动室？”
康复活动室在二楼，里面有人打牌、下棋、看电视，是病人娱乐的地方，可是，沥川和我一样，从来不爱凑热闹。
我口里虽说不会，还是和两位护士去活动室里找了一圈，果然不在。
末了，她们又说：“会不会去了一楼的洗手间？”
这倒是有可能。
也许了沥川在半路上突然想方便，即使有小穆的照顾，他也需要花很长时间来完成。我们检查了每一个厕所，仍旧没有下落。意识到情况不妙，大家面面相觑，脸色都青了。
5.5日手打六千三百字——————————————————————————————————
我拿着手袋出了医院，打出租车，去了公寓。
沥川出事的第二天，房东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他的房子里还有我的行李。我连忙托人去帮我多交了两个月的租金。回去打开行李才想起来，那套碟子和我所有的书，已经装箱运到昆明姨妈那儿去了。我只好拿着笔记本电脑，打出租车去电子商厦买新的，所幸《雍正王朝》是畅销剧，到处都有卖的。买了它，我同时还买了一些别的连续剧。统统装进一个大包里，兴冲冲地赶回医院。打开407的门，沥川的床是空的。
我立即去护士值班室问沥川的去向。她们说，可能是小穆推着他到花园散步去了。
我下楼去花园，花园很大，时面有很多人，不少病都由家属或护士陪着晒太阳，沥川应当很显眼，我通常一眼就能看见他。可是我找了一大圈，没找着，可能正好他们回病房，错过了吧。
我坐电梯赶回407，病房仍然是空的，这回护士也着急了，问我：“病人马上要点滴了，小穆怎么去了那么久还没回？”
另一个护士说：“会不会去了活动室？”
康复活动室在二楼，里面有人打牌、下棋、看电视，是病人娱乐的地方，可是，沥川和我一样，从来不爱凑热闹。
我口里虽说不会，还是和两位护士云活动室里找了一圈，果然不在。
末了，她们又说：“会不会去了哪一层楼的洗手间？”
这倒是有可能。
也许沥川在半路上突然想方便，即使有小穆的照顾，他也需要花很长时间来完成，我们检查了每一个厕所，仍旧没有下落，意识到情况不妙，大家面面相觑，脸色都青了。
我们冲回到值班室查小穆的手机，发现小穆没有手机只有bb机，怎么呼叫也没有回音。
一个人说：“门房进出有记录，快去门房查一下。”
我们以第一速度冲到了住院部的门房，在那里查到了沥川的签名，在出门原因那一栏里，有一行字：“外出十五分钟购物，病人，王历川，护工，穆小柱。”
简体中文，还有一个错别字，绝对不是沥川的笔迹。
女护士跺跺脚，说：“购物？这两人究竟想买什么啊！”
我打rene的手机，响了五声才接通。
“小秋？”
“rene，沥川在你那儿吗？”
“沥川？怎么可能？我在国家图书馆。”
“沥川不见了！”
“什么？不可能！他现在根本不能走路！”
“小穆也跟着失踪了。”我带着哭腔简要地说了大致的情况。
“你继续找，我马上赶过来。”赶过来的还有cgp的两位老总，江浩天和张庆辉。
“医院里找遍了，没人。”我说，“护士组派人去附近的商场也找过了。”
江浩天点点头：“小秋你先别着急，我打了电话给小穆的室友，他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小穆没和他谈起任何可疑的事。”
“会不会是绑架？”rene在一旁通话，急着满头大汗。
“小穆的人品非常可靠，不然我也不会介绍给你，他在我家照顾我父亲，酬劳不低，在这里照顾王先生，你们开的工资更高于他的想象，他不会挺而走险，如果真是绑架，他也会留言勒索。”
rene对着手机用法语急切地说了很多话后，挂上手机，问我：“小秋，沥川最近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比如情绪低落，烦躁不安？他说过什么不寻常的话了吗？”
我闭上眼睛，回忆，如果我还活着，你跟我在一起。如果我死了，你答应我以最快的速度move on，这个，你总不难做到到？——我累了，想休息了。
我抬起头，呆呆地看着rene，舌头打颤：“是的，他说，他有一次说，如果他死了，希望我答应他以最快的速度move on，又说他累了，想休息。”
rene怔怔地看着我：“什么时候说的？”
“三、三天前。”
“你答应了？”
“我发了誓……”忽然间，金星乱冒，面前的人影变得模糊起来，rene一把抓住我，吼道：“小秋！你得镇定！如果这时还有人能找到沥川，这个人只可能是你！”
我定了定神，心跳太快，出了一身冷汗。
看到我脸色不对，几乎崩溃，张庆辉到餐厅去给我买了杯又浓又苦的咖啡。
rene说：“ale不可能走太远，他基本上不能动，小穆带着他走，也不会很方便，他们现在，一定还在附近。”
这个道理谁不知道？可是，这是北京啊！北京太大了，出门就是出租车和地铁，四通八达，饭店、旅馆不计其数。如果沥川选择一个地方藏起来，几乎是不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找到。
只有江浩天最沉着：“现在我们兵分几路，庆辉你去报警，看看警方可不可以帮忙查找各个旅馆近一个小时内的登记情况。我和王先生的秘书小薇分头给王先生认识的所有客户及往来友人打电话，寻问线索。小秋和rene你们回忆一下，按照王先生的生活习惯，他在北京还有什么熟人和朋友，有什么地方他最有可能去，此外，清理一下他的衣物。他带走了些什么。钱包带了吗？手机带了吗？护照带了吗？”
我听罢直奔沥川的病房，到衣柜里一找，果然，沥川带走了他的一个包，里面有他的护照、钱包和手机。那么，我猜对了——沥川是故意要走的了。
我呆呆地看着点滴架上吊着的药液，旧的一瓶滴完了，新的一瓶还没打开，中间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同时，护士换班。
他支开了我，我真傻，不知是计，还在商场里挑了半天，想多给他买些影碟。
我立即给龙泽花园打电话，保安说，没见到过沥川，沥川从龙泽搬走已经好几年了，她不相信，请求他亲自到最顶层去查看，他带着手机上去，查了第五十层，又查了第四十九层，都说没有。
我给纪桓打电话，问他最近是否和沥川联系过，他说一个月前倒是和他一起在狼欢喝过一次茶，最近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我从电话本上查到了江横溪和叶季连的号码，那个开画廊的夫妇，他们是我唯一知道的，除了纪桓之外，沥川在北京的熟人，我打电话询问，他们都说有好几年没见到沥川了，他们俩实际上是霁川的朋友。
rene不怎么会说中文，着急起来错得更多，他只好在一边看我打电话。
一小时之后，张庆辉打电话过来，说他打公安局的朋友查了，附近五公里以内的所有旅馆都没有一个叫王沥川或者穆小柱的客人前来登记。
过了一会儿，沥川的主治医生龚启弦亦闻讯而来，rene跟他说了发生的事。他问：“龚医生，您看以ale目前的情况，如果他不治疗、不打点滴、不输血、不进行鼻饲，可以维持多久？”
龚启弦沉默了片刻，摇摇头：“你们最好今天就找到他，以沥川的情况，绝对挺不过三天，他自己的病就不用说了，吞咽还成问题，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你说说看，一个人不能喝水，能挺几天？”
我颓然坐倒。
又过去了一个小时，江浩天过来说，查了沥川留给小薇的通讯录，没有任何有用的消息。沥川有五年不在北京，回来的时候一直生着病，几乎没跟什么人联系过，为防遗漏，他们连关系很远的，平时不怎么和cgp联络的客户都问过了。
我忽然想起了什么，问rene：“沥川有没有可能跟苏黎世的家人打电话？”
rene摇头：“我让霁川侧面地询问过了，都没有，他父亲目前在香港，心脏不太好，爷爷奶奶的身体这几年也不行，我们还不敢通知他们，霁川明早到北京。”
我拿了手机，开着rene租来的车，在北京城的大街上乱逛。
我去了一切曾经和沥川一起走过的地方，我们一起散步的公园，买菜的商场，喜欢去的咖啡馆，电影院，餐厅及图书城。没有他的影子。沥川坐着轮椅，而且还有人推着，如果他真的在这些地方出现，很容易被我找到。
夜晚悄悄来临，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沥川也根本没有回医院。
我加满汽油，在夜色中，一趟一趟地在大街小巷上彷徨。
我找到了小穆在北京的住处，他的室友让我查看了他的卧室，小穆很爱干净，卧室整整齐齐，生活非常节俭，室友说他挺能干的，就是家里穷，高中没毕业。他的家在陕西的一个偏远农村，有一个妹妹务农，妈妈改嫁了，父亲重病在床，由他妹妹照顾着，巨大的药费像个无底洞，压得他喘不过气，他很需要钱，马不停蹄地工作。
显然，小穆也是有准备的，他的房间里没有留下任何通讯录或地址，连垃圾桶都是空的。早上，他一如既往地去医院，就再也没回家。
出了小穆住处，我开车继续在大街上转，直到凌晨，回到医院，发现江浩天、张庆辉、rene和龚先生都在那里等着我，大家互相看了看，又互相摇了摇头，没有新的消息，只有更多的绝望。
龚先生说：“我托人查了北京所有医院的急诊室，没有沥川的下落。”
rene苦笑：“沥川如果决定离开医院，就不会再进任何急诊室了。”
上午十点，霁川到了。
他从罗马赶过来，只带了一个随身的小包，一脸的疲惫和憔悴。
霁川与沥川相貌很相似，可从没有像今天这么相似过，以至于一眼看见他，一直保持镇定的我立即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他过来拥抱我，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小秋，别放弃，就算倾其所有，我们也要找到沥川！”
大家继续商量。
霁川说，他打电话去银行查了沥川的信用卡和银行卡，在离开医院不久，沥川在北京的几个提款机取出了大量的现金，显然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去向，如果直接用信用卡消费，很快就会被查出来。
虽然毫无线索，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猜测和新一轮的搜索，大家兵分四路，寻找各种可能性，一直忙碌到晚上，仍是一无所获，回到医院碰头，人人面色沉重，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陈律师。
我不知道陈东村与沥川是什么关系，可是沥川让他经手自己的房产和支票，显见是非常信任的，沥川时时提醒我不要每月再交钱给他，显然，这个陈律师和他保持着相当稳定的联系。我一直以为沥川认识陈东村是因为他的事务所与cgp有业务关系，相信江浩天早已打电话问过他了。
当我问起江浩天是否打过电话时，他却微微一愣，说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也从来没听沥川提起过，cgp和陈东村没有任何业务关系。
我立即拨通了陈东村的手机。
“你好。”
“陈先生，我是谢小秋。”
“啊，小秋，怎么样？好久不见。”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愉悦。
“是这样，您最近和沥川有联系吗？”
“有啊，昨天他还给我打过电话呢。”
我的心咚咚直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他给你打过电话？”
“是啊，我一直以为他在瑞士，想不到他在北京。”
“打电话找你什么事？”
“他让我帮他订一趟商务专机。”
“商务专机？去哪里？”
“他说有个紧急的业务，要在一两个小时之内赶去昆明。”
“你……你帮他办了？”
“不是很好办，不过，我有个朋友专干这个的，沥川又出了很好的价钱，所以很快就谈妥了，支票都是从我这儿出的，怎么，出什么事了吗？”
“沥川是癌症病人，最近抢救过一次，几乎病危，他昨天从医院失踪了。”
“我的天！他不会是……”
“请你告诉我，你那位朋友的电话，我要向他打听沥川的下落。”听到此对话，大家的脸上均显喜色。
陈东村立即告诉了我，他的朋友老蔡的手机。打电话去问时，那位蔡先生说，沥川和小穆的确是坐商务包机去了昆明。沥川看上去病得不轻，在飞机上一个字也没说，什么也没吃。一切交接均由小穆代理，他们下了飞机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霁川夺过话筒问道：“老蔡，你的包机能马上再去一趟昆明吗？价钱你说了算。”
早上七点，我们一行人到了昆明。
已是立秋天气，初晨的薄雾中带着一丝寒气。
昆明虽然比北京小，可也是大城市，有六百万人口。
霁川和rene则更加茫然，他们从没来过昆明，在机场他们双双问我：“小秋，你说，沥川会去哪里？”
我想了想，说：“个旧。”
沥川是个浪漫的人，曾多次向我问起我的家乡，问起我的小时候的生活，他说，他来过个旧，去过我的高中，从我家门口路过，可惜没有机会拜访我的家，认识我的父亲和弟弟。为此，他特地复制了很多张我小时候的照片和家人的合影。
我想，如果他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也许就是这个吧。
昆明距个旧有18公里，我们租了一辆小巴，走石林高速公路转6国防公路，三个半小时到达个旧。
一路上龚先生都在摇头，说以沥川的身体，挺得过三个小时的飞机，绝对挺不过三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何况，这地方小，医院也小，抢救病人很成问题。
汽车将我们带到金河宾馆，放下行李我们就借了一本厚厚的电话簿，查问每一家宾馆和酒店，是否有一个叫沥川的人入住，半个小时之内，所有的大的宾馆全部问遍，查无此人。我又发动舅舅替我四处打听小一点的旅店。
怀疑沥川会借住小镇上的私人房屋，我和霁川在我家附近的街道上一家一家地敲门询问，没有消息。
我只好又带他去了南池高中的那条街，一家一家地打听。也没有结果。
一趟趟地敲门问下来，就已经到了黄昏，虽然沥川极不可能坐长途客运，我还是去了长途客运站，找所有的司机一个一个地问，有否看见像沥川那样的人乘车。大家都说没有。
晚上，龚先生带我去了附近医院的急诊室，看看小穆有否良心发现，送沥川去医院。没有。
大家心急如焚，不敢看龚先生的脸，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沥川失踪两天半了，我想，龚先生已在怀疑他可能不在人世了。
夜里，除了我和霁川，所有人都疲惫不堪地睡着了。
我独自在街上徜徉，霁川不放心，一直紧紧地跟着我。
大街上，走来走去的只有我们两个孤独的身影。
“唉，就算沥川真的来了个旧，这个时候，他也不会在大街上逛。”霁川拍了拍我的肩，“你还是回去睡一会儿吧，积蓄力量，明天继续寻找。”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肯定沥川会来个旧，也许我根本就错了，我试图想起点什么，可是大脑已经麻木，不能思考了。
我像一个幽灵灰溜溜地在夜半的街头游荡，凌晨四点，霁川强行将我拉回宾馆，我倒在床上，半梦半醒，直到天亮。我以为，像章回小说写的那样，沥川会托梦来见我，沥川没有出现，醒来我暗自庆幸，这至少说明，沥川还没有变成鬼。
早上七点，大家在餐厅里碰头，江浩天提议报警，然后在报纸和电视台播放寻人广告。虽然知道这样做找到的可能性也不大，但目前没有别的法子，我们分头去了公安局、当地报社及电视台。霁川甚至提出巨额悬赏，给任何一个通报重要线索的人。
中午大家再次到餐厅碰头，仍旧一无所获。
我头痛欲裂，独自去楼下的小卖部买了一包烟，在大门口猛抽。忽然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谢大侠！”
叫我外号的人，只可能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一回头，看见了齐涛，高二（）班的体育委员，也有六七年没见了，他没考上大学，留在个旧做服装生意。
“嗨！”我没精打采地打了一个招呼。
“你怎么抽起烟来了？”他大吃一惊：“三好学生也抽烟？”
这个时候，我哪有心情开玩笑？便随口问了一句：“你怎么在这里？”
“我陪朋友来吃饭，小冬好吗？你家人好吗？”大概是随意寒暄，他忽然意识到我父母已经去世，连忙改口：“你姨妈好吗？”
我呆呆地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你怎么啦？大白天跟见了鬼似的，也不是见鬼，我看你跟鬼差不多。”他还像以前那样跟我打趣。
我拔腿就跑，去敲霁川的房间。
霁川和rene正在低声说话，见是我，齐声问：“有消息？”
我颤声道：“沥川……他在昆明，翠湖宾馆。”
“你确信？”
“百分之九十。”
我们以飞快的速度赶到昆明，直奔翠湖宾馆，到了服务台，说明来意，给工作人员看了医院开出的证明，工作人员说，最近客人比较多，宾馆非常忙碌，但表示一定配合我们寻找。
我直截了当地说：“请先查709号房间。”
服务员在电脑里打了几个字，立即抬头道：“住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外国护照：l.c.ang.”
龚先生马上打医院的急救电话，我们拿过备用钥匙就冲进了电梯。
楼道静悄悄地，七楼是昂贵的套房区，住的人不多。
龚先生在电梯里叮嘱我们，要安静地进入房间，不能引起病人的惊慌，他说沥川的血小板太低，又有肺部感染，他会咳嗽，咳嗽会导致胸腔出血，出血占据了肺部，肺部无法张开，极有可能出现呼吸衰竭。
转过一道走廊，霍然看见709号房间的门口静静地站着小穆。
大家看着他，很愤怒，却都不敢动气。
他的神情非常肃穆，我的脊背一阵发寒，浑身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只觉得双腿有千斤重，半天挪不动步子，蓦然间，我的手臂被人一挽，霁川半扶半抱地将我拉到小穆的面前。
“小穆，沥川他……还好吗？”我柔声地问，生怕惊动了他。
“我想，”他安静地看了一眼大家，“他是在弥留之际了，他让我出来，在外面等他结束。”
我抽出电子房卡，轻轻地打开门。
六年前，我在这间房里照顾过沥川，至今还记得枕头和被套的颜色，一切还是那样熟悉。
沥川静静地躺在床的中央，盖着一张浅绿色的毯子，小穆将他擦洗得很干净，他的脸毫无生气，双目微合，又没有完全闭上，仿佛无力睁开，却又要透过一条缝隙，再看一眼这个世界。
一缕阳光照在他的额头上，苍白的肌肤几乎是圣洁的，他的嘴角残留着一丝微笑，仿佛陷入在某个美好的回忆之中。
沥川还是那么美，那么英俊，哪怕是在他最后的时刻。
我在他床前跪下来，拉着他的手，一连叫了几声“沥川”，他都没有反应。
我不禁失声哭泣。
龚先生听了听他的呼吸，又按了按他颈上的脉搏，他掀开毯子，我看见沥川的身上有一片一片皮下出血导致的淤青。
“沥川，是我，小秋！”我将他的手放在我的脸上，轻轻摩挲着，手迅速被泪水打湿了，“你醒醒！我求你醒醒！”
龚先生把我拉到一边，拍了拍我的肩，半是安慰半是警告：“他命悬一线，已失去了抗争的意志，这个时候，你要尽量鼓励他。”
我含泪点头。
“他最想听什么，你就说什么，让他高兴，让他放心。”
我将嘴轻轻地凑到他的耳边，柔声地呼唤：“沥川，我在这儿！你别离开我……我求你别离开我……我再也不逼你啦！你放心，等你好些了，我马上就move on，我会离开北京，我会去别的城市，我不会给你打电话，也不会再来找你啦。这一次是真话，我说到做到，再也不变卦了！你答应我，一定努力活下去，好不好？”那一刻，我觉得，我的话他听进去了，因为他的眼皮终于轻轻地动了一下。
抢救病人的平车进来了，随行的医生说：“救护车就在楼下，医院那边已经按您的要求准备好了，病人情况如何？”
“严重脱水，地穴容性休克、呼衰。我怀疑还可能有血胸和急性肾衰。到医院后立即拍胸片、抽血。先给他500毫升生理盐水扩容。请通知医院准备全红细胞和血小板，各四个单位。我到现场插管，准备好呼吸气囊手动通气。”龚大夫果然是名医风范，临危不乱，井井有条，随行医生应声忙碌开了。
消毒程序开始后，龚大夫让我和霁川到门外回避。
过了一会儿，门猛然开了。插着气管的沥川被医务人员推入电梯，救护车风驰电掣版冲向医院。我和霁川、rene以及江、张两位老总紧随而至。
沥川这回在icu里待了整整十七天。龚大夫说的不错，由于凝血功能障碍，肺部出血，造成大量血胸，他被插了胸管。撤掉呼吸机之后，胸管还是不能拆除，一直插着，每天都有粉红色的血从管子里留出来，呼吸时痛得浑身打颤。越是如此，医生反而越要鼓励他咳嗽、深呼吸，以便尽早排出肺内痰液和血块。见沥川如此痛苦不堪，我请求医生给他注射吗啡或者杜冷丁。医生说这些止痛药都会抑制呼吸，不能用。
这段日子，连我的头发也稀疏了。每次握着沥川的手，都能感到他的痛，身子痉挛着，冷汗湿遍全身。连一旁的我，都跟着发起抖来。
苏醒之后，沥川不和任何人说话，包括我在内，仿佛意识已离他而去了。大多数时候他都在昏睡，很痛的时候会醒，谁较他都不理睬。
沉睡的时候他会拉着我的手。任何时候都紧紧地拉着，仿佛那是自己的手，如果轻轻用食指抚摸的他的偶，他会睡得很快，好像婴儿一样。
一个月之后，沥川略有好转，霁川坚持要送他回苏黎世治疗和疗养，毕竟那里的医生更加熟悉他的病情。临行前，龚先生坦白地告诉我，两次抢救，立传的身体已垮掉了大半，健康正在迅速恶化。如果不及时进行骨髓移植，前景非常不乐观。
沥川去苏黎世时我没跟他告别。霁川请求我陪着他们一起去，我也没有答应。
我履行自己的诺言——move on。
事实证明，我不在的时候更利于沥川养病。他一连为我三次病危，我不能再让这种情况发生了。
我回北京继续托运行李，到昆明找了一家小的翻译公司，继续干我的本行。
一切终于烟消云散了。
我感到幸福，也深深感谢上苍。毕竟，我所爱的人还活着。
三年过去了。
我所工作的开源翻译社在一个商住楼的第二层。一共有十个正式员工，其余全是临时合同制。我的工资只有在北京时的一半，据说，在昆明还算高的。我在单位附近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公寓，我捐五百块给残疾人基金会，五百块给癌症基金会，完全匿名，所以虽然我算是高收入，但我的生活远离奢侈，过得马马虎虎，翻译社的福利远远不能与九通或者cgp相比，工作的强度却不相上下，中午没有免费的午餐，我有时吃盒饭，有时吃方便面，很少去餐馆，尽量节省。
大约是方便面吃太多了，加上工作忙碌，生活无规律，我的胃大出血过一次，住了十二天的医院。小冬在医学院读博士，闻讯回来看我，照顾了我五天，被我赶回啦广东。
我信守承诺，从没主动给沥川打过电话。沥川倒是偶尔会打电话给我，有时候还发email，基本上两三个月一次吧。我过生日，他会寄巧克力饼干。逢年过节也会专门来电问候。总之，大家还是朋友。
他不大谈自己的情况，大约时好时坏。
去瑞士后的第二年，沥川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配型，便立即去了美国做了骨髓移植。结果弄出了一大堆并发症，有整整七个月没来电话。后来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好些了，但不是很稳定。病了那么久，他已变得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身体，再好的时候都会突然坏下来。除了配合治疗，也不能指望太多。
沥川就像我手中的一个气球，哪怕已飞到了云端，哪怕已远得看不清颜色，轻轻一拽，还在那里。我和他之间，可以变得很冷，也可以变得很热，也可以变得不冷不热，但那一根线，永远扯不断。
偶尔他也会老调重弹：“你呢？move on了没有？有没有新的男朋友？”
我轻描淡写地把问题挡回去：“既然答应了你move on，自然会信守诺言啦。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我才不告诉你，给你快感呢。”
爱这样一个人，爱了十年。自己的心，被推下了悬崖，两次。我只想后半生平平静静，“爱”这个字，再也不要提了。单身挺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这一年的生日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小冬给我买了一个大蛋糕，我们除了一小半，剩下的与病友们一起分了。
说来好笑，小冬来医院看我时，对我的现状很不满意。第二天就出门买了几件时尚的衣服送给我：“姐，你二十七就穿二十七岁的衣服，好不好？不要看上去好像三十七岁的样子。还有头发也弄一下啦。不要是鸡窝短发了，半男不女的。那个，烟也抽得太凶了，下个决心戒了吧。”
这就是亲人。亲人很可爱，也很唠叨。小冬还加上一条：霸道。自己穷的要命，还非要塞给我两千块钱。做的粥巨难吃，我还得强笑着吃下去。住了五天，我只想他快点走。
我出了医院，收到了沥川的一大堆留言。有一条说：“小秋，生日快乐！给你寄了礼物，收到了吗？希望你喜欢。”又有一条说：“小秋，你出差了？为什么一连七天没人接电话，连email也不回？”
我的留言机只能录二十条留言，一下子全占满了。
毕竟是病人，还是沉不住气啊。我苦笑着把留言全删掉了。
出院之后的第一天我就去上了班。我在英文部，工作非常积极。翻译社的很多工作都是计件的，译的越多，年终奖也越多，所以我努力挣钱。
忙了一整天，我骑自行车回家，外面下着雨，楼道里很黑，我看见里面有个人，静静的站在那里，身影十分熟悉。
“hi，小秋！”
我吓了一跳，拍了拍手，灯亮了。打量他，沥川还是那么迷人，下巴刮的光光的，有点瘦，不过比离开昆明时要结识得多。气色也好得多，他拄着双拐，身边放着一个中号的行李。
我呆呆的看着他，似真似幻，觉得大脑有点木，他向我笑了笑，我又有点迷失，沥川离开后，我的生活过得很乱，而且似乎退回到了原始状态。
见我一直愣着不说话，沥川说：“对不起，事先没通知你，我找不到你，以为你出了事，打电话到翻译社，他们说你胃出血住院了。”
“哦，已经好了。”我说
“什么时候出院？”
“昨天。”
“出院了你就上班？上了一整天？”
“嗯”雨衣还在滴滴答答的往下落水。
“把雨衣脱了吧。”他轻声说，接着就帮我把雨衣从头顶揭了下来。
声控灯又黑了，我不得不跺跺脚。
我的样子有些狼狈，头发剪得又有些短，乱蓬蓬的。沥川凝视着我，说：“怎么？不打算请我进去吗？”
“当然”我说：“等等，我得先找钥匙。”要是放在挎包里，怎么摸也摸不着。心一烦，我蹲在地上，将小包一倒。倒出一大堆零碎，钱包，硬币，口红，润唇膏，餐巾纸，小纸条，卫生巾，半包话梅，口香糖，半包烟，打火机，小镜子，一瓶矿泉水，两只圆珠笔，一支铅笔，手机……刚要找，灯又黑了，这回是沥川拍手，把灯弄亮，我找到钥匙，开了门，打开客厅的灯。
“请进。”
沥川拖着行李箱进来，站在房子的正中央，四下一看，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是这样，我的房间基本上是一两个月才收拾一次，地上，桌上，书架上，有很多的灰尘。为了防止被别人一眼看出来，我一般都买灰色的家具。沙发上摊着几件脏衣服，地板好久没托了。面上有几只不成对的拖鞋，还有一只脏袜子。我用手往沙发上一扒，把脏衣服扒到两边，留出一个空挡对立传说：“请坐。”
沥川没有做，忽然问：“你介意我现在脱掉假肢吗？”
“不介意。”
他去了卧室出来的时候只剩下一只腿。
我突然想起沥川以前说过，他骨癌若是复发，很可能会被再次截止，不禁问：“沥川,你这的条腿……是真的吗?”
他摇摇头：“不是真的。”
“还剩下多少？”我大惊失色，连忙跑过去摸。
“开你的玩笑啦。”他摸摸我的头，“当然是真的。我还没那么倒霉吧。”
我松了一口气，颓然坐倒在地板上。
“小秋，屋子太乱了，我得替你收拾收拾。拖把在哪里？抹布在哪里？”他一把拉起我，让我到沙发上坐下来。
“厨房。”
他进了厨房，又迅速退了出来，差点尖叫：“小秋，厨房里有蟑螂。”
“你怕呀？”
“有杀虫剂吗？”
“没。”然后我就听见辟辟啪啪的声音：“那就只好用人工了。”
沥川在德语区长大，生活习惯里有很强的德国作派，极爱整洁。他整理客厅，花掉一个小时，用软布擦掉了每个角落的灰尘。地板拖了三趟，我怕他滑倒，要帮忙，他不让。衣服分类扔进两个洗衣篮。
他拿拖把时，从里面爬出两只蟑螂，被他用拐杖拍死了。
“那我干什么？”
他扔给我一个遥控器：“看电视。”
他去收拾厨房，洗了我吃早饭忘记涮的碗。厨房虽然小，可是比较脏，他花了两个小时才彻底弄干净了。
“小秋，每次炒完菜，锅底也要洗，不然就是黑的。”
我晕，锅底从来就是黑的，人家还要锅灰呢。懒得和他理论，反正他也住不了几天，一切还会还原的，就胡乱地答应：“好的好的。”
过了好久还没见他从厨房里出来，我问：“你干吗呢？这么久还不出来？”
“洗瓷砖，瓷砖不够白。”
“这可是苦活，不过造福人类，您慢慢干。”
他用刀子刮、钢刷刷。累得惨惨的。最后，好像干完了，他又问：“你吃饭了吗？”
“没吃，你呢？”
“也没有。我在外面等了你好久。”
“哦。那你订了宾馆了吗？”
“能住这儿吗？”
“什么？”我跳起来了，冲到厨房对他吼，“王沥川，我的地方，你想来就来，想住就住啊！”
“干吗这样凶嘛？”他说：“我问你，上次你去苏黎世，我让你住哪儿了？礼尚往来，对不对？我没有别的意思，你的病还没好，我来这里，只是想照顾你一段时间。”
“关你什么事？我让你照顾了吗？”我继续大呼小叫，“我的病早好了！”
“犯得着生那么大的气吗？”他按住我的肩，“瞧你，还说病好了。一动气，脸都白了，一点颜色都没了。坐下来，坐下来。”
我气呼呼地坐下来，他继续说：“以前都是你照顾我。上次你骨折，那个博士天天守着你，也没轮到我。这回总该有我一份了吧？”
不提骨折倒罢了，一提这个我更来气：“你怎么知道我没别的男人？”
他怔了怔，知道是诈，又笑了：“给翻译社打电话，是你的同事接的。她说你挺困难的，到现在也没一个男朋友。病了没人照顾你。你弟弟来了几天就走了。”
我气愤地说：“闹心，是谁这么八卦呀？这人怎么什么都告诉你呀？”坦白地说，我没料到自己会这么快就步入剩女的行列。翻译社里除了老总之外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大家都叫我“秋姐”。听起来像是对业务尖子的一种尊称，我老觉得背后有点嘲讽的意味。其实我来昆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逃避艾松。他从加州回来，给我打过好多次电话，还谎称开会，亲自到昆明来看我。见我长期不积极、不表态，这才没有了下文。
“我说我是你在海外的叔叔。你父母双亡，所以我是你重要的长辈。何况，卫生间里的半盒安全套还是苏黎世的牌子。都过三年了，你也不扔了。”
“我留着当橡胶手套用。洗脏东西的时候，一只手指戴一只。”
他大笑，咣当一声，打破了一个杯子。
“oops!”
沥川做完了客厅和厨房的清洁，屋子的干净程度已可以与五星级宾馆媲美了。
中午太忙了，我没来得及吃饭，等到觉得饿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我跑到翻译社对面那条街上，买了一份盒饭吃了。好菜都给人家挑完了，就剩下猪耳鸡块什么的，我狼吞虎咽地吃了，到现在还烧心。
卫生间是屋子里最干净的地方，因为我个人在这方面也比较挑剔。沥川在里面只清理不到十分钟。他出来问我：“冰箱里有菜吗？我饿了，要做饭了。”
“没菜。有方便面，各种牌子的。韩国味道的都有。”
他刚要接话，忽然听到敲门声。
我们一起打开门，是对门家的关奶奶。关奶奶六十多岁，和儿子孙女住在一起。我们邻居关系挺好。她手里提着一个大碗，看见沥川，有点吃惊。
“关奶奶！”
“哎，小秋，住院刚回来啊？”
“是啊。”
“听说是胃出血，没事了吧？”
“没事了，谢谢您还惦记着。”
“胃不好得养着，别乱吃东西。你们年轻人就知道工作，不注意身体哪行啊。我给你熬了一碗肉粥，里面有打碎了的青菜，你先吃几天粥，等胃好些了再吃米饭。呃——这位是？”
我不知道应当怎么介绍沥川，就说：“嗯……这位大哥姓王，是我请的钟点工，来帮我做清洁的。”
“哦哦，王同志，麻烦你啦。”
我们寒喧了几句，我接过粥，谢过，回到屋里，分了沥川一碗，一下子就喝光了。关奶奶的粥真香啊！
沥川看着我享受的样子，苦笑着问：“你是不是老是蹭对面人家的饭吃？”
“嗯……给她孙女辅导过几次英文，次数不多。远远比不上蹭饭的次数。”
吃完了，沥川去洗碗，我傻傻地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无厘头的综艺节目，看得我直打呵欠。
我觉得，这么些年后再见沥川，我没有激动、没有兴奋，已经麻木了。
“我帮你洗个澡吧。”沥川说。
我被他带进浴室，顷刻之间，裸裎相对。我看着他，叹了一口气，说：“浴缸里很滑，你小心点。”
“那你扶着我。”
我用手轻轻的圈住了他，将头贴在他的胸口上。他仍戴着我送给他的那个辟邪，玉色更加润泽。我将辟邪咬在口里，咸的。
沥川仔细地替我洗头发，洗了一遍又一遍。
“有多少天没洗了？”他问我。
“不记得了。”我继续打呵欠。
“累了？”
“嗯。”
“早点睡吧。”
我们来到卧室，被子没叠，还是早上起来时的样子。沥川坐上去，很快就把我拉出来：“床上不干净。”
“不会吧，昨天还收拾了的。”
“上面有饼干屑和土豆片。”他去找床单。
“要不把被套和枕套也全换了吧。”我指给他地方。真是公子哥儿，怎么这么难伺候啊。
他果然全部换了一套白白的床单，这下干净了。
我钻到被子里，沥川紧紧地抱着我，吻我的脸。我呆滞地看着他，不为所动。过了一会儿，我说：“沥川，我要睡了。”
他温柔地抚摸着我，轻轻地说：“小秋……你不会连这个也不会了吧？”
“不会了。跟着你这么些年，我的智商变得跟果蝇一样了。”
夜半，沥川在我怀里哭了，说：“对不起，小秋，我错了。我耽误你太多年了。”
翌日醒来，沥川已经起床了。他去买了早饭。他说他自己得过一会儿才能吃东西。他仍然要吃那个增强骨质的药。
我八点半上班，他一直送我到单位的门口，然后，交给我一个小包，里面有几个盒子：“你的lunch。”
我接过来，问：“冰箱里没有菜，你怎么做的？”
“菜市很早就开门了，我出去买了菜，还问了隔壁的奶奶怎么做那个粥。希望你喜欢。”
“谢谢哦。”我去上班，沥川回家，他说他要继续做清洁。我有点想问他究竟会在这里待多久，不过，沥川一向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问也是白问，也就不问了。
中午沥川打电话来问我：“lunch吃了吗？”
“吃了，早吃了。”
“你热了没？”
“没热，需要热吗？”
“怎么不需要热？你真是果蝇啊！”他生气地把电话挂了。
中午吃饭我打开了几个饭盒，同事们都震惊了。两菜一粥、一晕一素，还有水果沙拉和点心。我对沥川的手艺实在有点吃惊了。
五点半下班和同事们一起出来，沥川就在门口等着我。
他和我的同事握手，介绍自己，半开玩笑道：“您好，我是王沥川，是谢小姐的钟点工，负责清洁、做饭和接送。”
我窘到了。因为沥川西装革履、打扮光鲜，往那里一站，大家都以为今天这里有人要拍电影。
沥川开车接我回家，晚饭已经摆到桌上了。三菜一汤，我仍然得喝稀饭。
“你看，这样，生活是不是就有规律了？”
“是的。”我赶紧点头。
吃完饭，他牵着我的手出去散步，说：“你的腿为什么还是有点跛呢。”
我腿上的钢板，过了一年才拆掉，医生说愈合得不错。我仍然喜欢体育，每天坚持骑车上下班。
“我不觉得啊。也没人跟我说啊。”
“真的有一点儿，一丁点儿。”
“那就是残疾了。”
“我带你去瑞士动手术。”
“我哪儿也不去。”
回到屋里，他拿着一个小篮子，上面盛着巧克力和一大包他做的饼干，拉着我，去敲对面家的门。
他将碗还给关奶奶，递给她那篮子礼物，又送了两个红包，郑重地谢她，又说：“关奶奶，我不在的时候，小秋多亏您照顾了。这是给您孙女的一点见面礼，请收下。”
“哎哟，您太客气了。用不着两个红包，我其实只有一个孙女。”
“另一个红包是给您的，不成敬意，买几件衣服穿吧。”
关奶奶欢天喜地地收了，末了，还问：“王先生，你这一身打扮挺富贵的，你不是钟点工吧？”
“我是的。”
“那你一个小时要多少钱啊？”
“我……义务的。”
关奶奶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了，笑了，说：“小秋真有福气啊！”
“不是她有福气，是我有福气。”沥川微笑地更正。
我们携手回屋，沥川递给我一张纸。我一看，上面有十道数学题。
“给你十分钟，能做完吗？”
“干吗呀，数学我全忘光了。”
“你可是个旧市的高考冠军呢。”
“好吧。”
他按表，我拿笔，五分钟就做完了。沥川溜了一眼答案，说：“智商没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错了。你怎么就看着有点傻傻的呢。”
我拿遥控器，继续看电视。
沥川抱着我，我就窝在他怀里看言情剧，大把大把地流泪。晚上，我们早早上床，沥川款款地待我，我们恢复了以前的甜蜜。
戏弄了一半，床底下忽然传来细细簌簌的响动，沥川对着天花板叹气：“小秋，这里除了蟑螂，还有老鼠？”
“嗯，有两只，估计是夫妻。我还拿饼干喂过他们呢。奇怪，今天怎么只听见了一只的动静呢？”
“糟糕。”沥川赶紧用手蒙住我的眼睛。
“你抓了一只？杀了？”
“白天的时候……”某人不敢往下说了。
“沥川你丧尽天良啊。床下的那只，一定在唱歌。”
“唱什么歌呀？”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它唱它的，咱们继续咱们的。”
第二天，沥川仍旧送我去上班，仍旧交给我一大堆饭盒。这次，每个饭盒上都贴了纸条：
“我是肉粥一号，请热一分钟。”
“我是茄子二号，请热四十五秒。”
“我是红烧鱼块三号，请热三十秒。”
“我是水果沙拉四号，生吃，不用热了。”
女同事们羡煞了，说沥川把翻译社当幼儿园了。
下班沥川来接时，她们都说：“小秋，你的家长来了。”
据我所知，沥川从小就是被人伺候的，从来没伺候过别人。当沥川每天都这么做时，我在想，这公子哥儿能坚持多久。
当过了一整年，他还是天天这么做时，我就有了一种幸福感，很华丽的那种。当然，我的幸福从不长久。我对沥川这次回来，也没什么指望。
我就这么毫无指望地和他亲亲热热地过了一年，感觉挺好！这一年，沥川没有工作，一张图也没画。除了替我做饭、上下班接送、陪我散步、看电影之外，什么也不做。
只是，在我狭小的公寓里，沥川行动不是很方便。终于有一天，我对他说：“沥川，咱们不住这里了。咱们找个大一点的房子吧。”
他马上拿起了笔，说：“找什么？我给你画一个。要啥样子的，你说。”
“大一点的。”
“就这要求？”郁闷了。
“嗯。浴室里多点安全设施。”
“还有别的要求吗？”
“没了。”
过了两天，沥川设计好了一个两层楼的白房子，各种图样都手绘出来了，一样一样给我看。
“太精致了吧？”我皱眉，“哪家公司愿意单独替你做这个？”
“比如说，我自己的公司？”
“哦……那你会累的。你身体又不好，不能忙这个。”
“不累不累。”他乐滋滋地说。
“不行，你还得给我做饭呢！”
“这倒是。”他沉思，然后，到卧室去打电话，回来跟我说，“我哥说他来找人替我盖，条件是他和rene得设计一部分房间。”
“行啊，我没意见。”
“我有意见，”他想了想，眼睛一亮，“我让他们设计地下室。”
“浪费人才呀。唉！”
又过了三个月，沥川还是每天做钟点工，一日三餐，顿顿都是他掌勺。我的家务活就只剩下看电视和读小说，偶尔刷一下碗，被他说不干净，他还得重刷一回。
我们的房子在一个靠山的小区里，里面有很多房子，我们的是最漂亮的一个。建好了，沥川带我去参观，回来的路上他问我喜欢不，我说：“楼上楼下我都喜欢！花园也喜欢！”
“最喜欢哪里？”
“……地下室。”
沥川苦着脸说：“完了，我受打击了……我得找我哥算帐。”
我觉得，我得安慰安慰他。
那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我问他：“沥川，今天是不是好天气？”
“是啊。”
“今天，是不是好日子？”
“也是。”
“那今天，咱们去办结婚证怎么样？”
他怔住，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为难地说：“……一定要结婚吗？就这样过不行吗？不是我不愿意，我是怕活不长，你又成了寡——”
“你严肃点。”我板着脸。
“嗯。”
“‘嗯’是什么意思？”
“‘嗯’就是说，如果你一定要结婚，我没意见。”
“就这么马虎吗？没有单腿下跪什么的？”不公平啊，怎么老是我吃亏啊！以后他都会说了，都是我赶着要嫁给他的。
“人家就一条腿……你同情一下嘛。”
我拖着他进了民政局。办理结婚手续的是一位大婶，挺和气。
“证件都有吗？有照片吗？”
我从包里拿出几个本本：“这是我的户口本、身份证。他是外国人，这是他的护照、居留证。这是复印件，还有三张两寸近期免冠合影。”合影也不是近期的，十年前的。我把这些证件拿出来，有一种阴谋的感觉。
大婶检查了我们的证件，见沥川一直不说话，问我：“他不会说中文吗？”
“会的……他太激动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我挽住他的胳膊，做亲密状。
“他是瑞士人，我们还需要他出具一份《婚姻状况证明》的公证，证明他现在没有配偶。”大婶对业务很熟悉。
我和沥川都傻眼了。
“说了吧，要你别来，你偏要来。”他严肃地看着我，“现在，麻烦了吧？”
“沥川，你不会是已经有个老婆了吧？”我抓狂了。
“我哪里敢？”
他拿出手机拨号。
“哥，我需要一个文件的公证件——《婚姻状况证明》。”
“你说是干什么用的？”
“快点吧。”
“嗯，就这样。”
四句话交代完毕，他收线，对我说：“我哥今天去办，晚上坐飞机，明天到昆明。”
“行，效率挺高。”我给大婶一盒瑞士巧克力，“大婶，我们明天再来。”
第二天，我照常上班，到了下午，我们手牵手，又去了民政局。沥川说，rene和霁川都已经到了，他们会拿着《婚姻状况证明》在民政局等着我们。到了大门口，果然看见了他们，都一本正经地穿着礼服。我和沥川都只穿着日常的衣服。
我有点郁闷，对沥川说：“咱们应当穿得正式点，你说呢？”
“用不着吧。咱们俩走到哪里都是一对俊男靓女。”
大家互相拥抱，rene和霁川祝贺我们。我和沥川进去办好了结婚证。出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门口站了好多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还有外国人，全都一本正经地穿着礼服。大家都用激动的眼光看着我们。
我回头看沥川，发现沥川也怔住了。然后，里面有两个混血模样的高中女生，忽然齐齐地尖叫：“ale!小秋！e love you!"
沥川向她们点点头，拉着我的手说：“小秋，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家人和亲戚。”
我的腿有点哆嗦，面前有三十多个人呢。我低声问他：“这么多……都是的吗？”
“来了一半吧……主要的都来了。”
“这是外公、外婆。”一对很慈祥的老爷爷和老太太，“你的围巾是外婆织的。外婆一共有五个孙子，她给每个孙子的媳妇儿都织了一条围巾，连rene都有一条。呵呵。”
沥川的外婆是法国人，抱住我说了一大堆法语，然后亲个没完。
“这是爷爷、奶奶和爸爸。”
沥川的爷爷我已经认识了，老先生呵呵地笑了几声，说：“原来安妮就是小秋呀！完了，我一见面就把她得罪了。没关系，爷爷到时候好好地陪你玩遍苏黎世。你别盯着沥川，说到玩，王家的人数我最会玩了。”沥川的爸爸也是瘦高的个子，看得出，他年轻的时候也很英俊。奶奶的个子倒不高，还有点胖，一头银发微微带卷儿，乐呵呵的，挺干练。奶奶拉着我的手不放，一个劲儿地说：“这么好这么漂亮的闺女，沥川这些年多亏了有你，沥川真是好福气呀！”
沥川一个一个地介绍：“这是叔叔、婶婶、舅舅……这是我的表妹、侄女……”
每个人都上来祝贺我，和我拥抱。接着，我听见远处有个小伙子背着双肩背包向我跑来：“姐！姐！”
啊……小冬！
“小冬，你怎么来了？”
“有人打电话到我们系办公室，说给我买好了机票，让我过来参加你的婚礼——他的中文我听不太懂，以为就是姐夫。”
我摸摸他的头，说：“那个不是姐夫，是rene.”
沥川笑着过来和他握手：“你就是小冬，我是沥川。你姐总是提起你，我们总算见面了。”紧接着，又来了一辆出租车，里面下来了的四个人却是我和沥川都熟悉的。
我们连忙过去叫道：“姨妈！姨父！表姐！表姐夫！”
婚礼之后，沥川坚持要带我去欧洲旅游。鉴于他的身体状况，我坚决不同意。我们一如既往地住在昆明，每半年去瑞士看一次医生。
我们第一次以夫妻的名义进瑞士海关时，沥川一本正经地将一个红本本交给了海关的官员。那人研究了半天，问道：“先生，您的证件？”
“这就是。”
“为什么上面全是中国字？”昏，那老外居然知道什么是中国字。
“这是结婚证。”沥川说，“护照我太太拿着呢。”
那个老外呵呵地笑：“你拿结婚证干什么？”
“我太太让我过海关时拿着，证明我结婚了。”
“噗——”海关官员忍俊不禁，当地一下，给我们的结婚证也盖了个戳，“祝你们新婚快乐！”
过了关，沥川认真地收好了结婚证。我说：“沥川，戏弄海关，影响不好。咱们下次不玩了哈。”
“怎么不玩？每次都要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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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沥川！我的脸绯红了，拼命地点头：“我答应你！”
他的头微微侧过来，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你说话，算话？”
“我发誓！如果你死了，我马上move on ,两年之内就把自己嫁掉，决不当寡妇！”
他默默地笑了，笑容里有一丝安慰，又藏着一丝不易捕捉的忧伤：“小秋，我累了，想休息了。”
接下来的那三天，我天天陪着沥川，他睡着了我才离开医院，天没亮他还没醒，我又赶过来了。大约是觉得我不可救药，那天谈话之后，沥川忽然变得寡言少语，像个小孩子一样有着我和小穆照顾他。在床上躺了十来天，他手脚都纤细了，坐起来都会头昏。医生说他的病情没什么大的起色，又说这回的感染大伤了元气，他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了。除了输液之外，他还需要输红细胞和血小板。终于一天里有那么一两个小时不用输液时，我推着沥川到楼下花园区散步，晒晒太阳。
每天我和小穆都会在床边帮助沥川活动关节。依照护士的指点，认真地活动他的胳膊和腿。沥川一直拒绝让我干这些事，我吧理他，他没办法，眉头就一直皱着，满心的不情愿。之后，他又坚持独自去洗手间，被医生劝了一顿，但终究抵不过他的固执，改由小穆陪着进去。小穆只好将他抱上轮椅，然后将氧气、点滴、鼻饲等仪器搬出来，挂在椅后。等到好不易进了洗手间，没过一秒钟，沥川就昏迷了。护士们赶进来将他送回床上，一群人围着他忙乱了好一阵子，他才苏醒。看见我，神态漠然，眼底里尽是难看可恼怒。他还是会礼貌地说话，声音却是虚无缥缈的。听了的人都知道，他不想理睬任何人。
我心里明白，沥川一直拒绝我，因为他宁死也绝不愿意我看到这一切。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都找理由去餐厅喝咖啡，让小穆独自护理他。
到了周四，沥川忽然谈问我：“那个《雍正王朝》真的好看吗？”除了躺着就是躺着，沥川这十天无事可干，可能是太无聊了吧！
我灵机一动，说：“想看么？碟片就在我的公寓里。在笔记本电脑里就能放呀！我这就去取！咱们一起看，不懂的地方我来翻译！”
他用力地点头：“想看。”
我拿着手袋出了医院，打出租车，去了公寓。
沥川出事的 第二天，房东打电话来为么我，为什么他的房子里还有我的行李。我连忙托rene去帮我多交了两个月的租金。回去打开行李才想起来，那套碟子和我所有的书，已经装箱运到昆明我姨妈那儿去了。我只好拿着笔记本电脑，打出租车去了电子商厦买新的。所幸《雍正王朝》是畅销剧，到处都有卖的。买了它， 我同时还买了一些别的连续剧，统统装进一个大包里，兴冲冲地赶回医院。打开407的门，沥川的床是空的。
我立即去忽视值班室问沥川的去向。她们说，可能是小穆推着他到花园散步去了。
我下楼去花园，花园很大，里面有很多人。不少病人都由家属或护工陪着在晒太阳。沥川应当很显眼，我通常一眼就能看见他。可是我找了一大圈，没找着。可能正好他们回病房，错过了吧。
我坐电梯赶回407，病房仍然是空的。这回护士也着急了，问我：“病人忙上要点滴了。小穆怎么去了那么久还没回？”
另一个护士说：“会不会去了活动室？”
康复活动室在二楼，里面有人打牌、下棋、看电视，是病人娱乐的地方，可是，沥川和我一样，从来不爱凑热闹。
我口里虽说不会，还是和两位护士去活动室里找了一圈，果然不在。
末了，她们又说：“会不会去了一楼的洗手间？”
这倒是有可能。
也许了沥川在半路上突然想方便，即使有小穆的照顾，他也需要花很长时间来完成。我们检查了每一个厕所，仍旧没有下落。意识到情况不妙，大家面面相觑，脸色都青了。
5.5日手打六千三百字——————————————————————————————————
我拿着手袋出了医院，打出租车，去了公寓。
沥川出事的第二天，房东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他的房子里还有我的行李。我连忙托人去帮我多交了两个月的租金。回去打开行李才想起来，那套碟子和我所有的书，已经装箱运到昆明姨妈那儿去了。我只好拿着笔记本电脑，打出租车去电子商厦买新的，所幸《雍正王朝》是畅销剧，到处都有卖的。买了它，我同时还买了一些别的连续剧。统统装进一个大包里，兴冲冲地赶回医院。打开407的门，沥川的床是空的。
我立即去护士值班室问沥川的去向。她们说，可能是小穆推着他到花园散步去了。
我下楼去花园，花园很大，时面有很多人，不少病都由家属或护士陪着晒太阳，沥川应当很显眼，我通常一眼就能看见他。可是我找了一大圈，没找着，可能正好他们回病房，错过了吧。
我坐电梯赶回407，病房仍然是空的，这回护士也着急了，问我：“病人马上要点滴了，小穆怎么去了那么久还没回？”
另一个护士说：“会不会去了活动室？”
康复活动室在二楼，里面有人打牌、下棋、看电视，是病人娱乐的地方，可是，沥川和我一样，从来不爱凑热闹。
我口里虽说不会，还是和两位护士云活动室里找了一圈，果然不在。
末了，她们又说：“会不会去了哪一层楼的洗手间？”
这倒是有可能。
也许沥川在半路上突然想方便，即使有小穆的照顾，他也需要花很长时间来完成，我们检查了每一个厕所，仍旧没有下落，意识到情况不妙，大家面面相觑，脸色都青了。
我们冲回到值班室查小穆的手机，发现小穆没有手机只有bb机，怎么呼叫也没有回音。
一个人说：“门房进出有记录，快去门房查一下。”
我们以第一速度冲到了住院部的门房，在那里查到了沥川的签名，在出门原因那一栏里，有一行字：“外出十五分钟购物，病人，王历川，护工，穆小柱。”
简体中文，还有一个错别字，绝对不是沥川的笔迹。
女护士跺跺脚，说：“购物？这两人究竟想买什么啊！”
我打rene的手机，响了五声才接通。
“小秋？”
“rene，沥川在你那儿吗？”
“沥川？怎么可能？我在国家图书馆。”
“沥川不见了！”
“什么？不可能！他现在根本不能走路！”
“小穆也跟着失踪了。”我带着哭腔简要地说了大致的情况。
“你继续找，我马上赶过来。”赶过来的还有cgp的两位老总，江浩天和张庆辉。
“医院里找遍了，没人。”我说，“护士组派人去附近的商场也找过了。”
江浩天点点头：“小秋你先别着急，我打了电话给小穆的室友，他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小穆没和他谈起任何可疑的事。”
“会不会是绑架？”rene在一旁通话，急着满头大汗。
“小穆的人品非常可靠，不然我也不会介绍给你，他在我家照顾我父亲，酬劳不低，在这里照顾王先生，你们开的工资更高于他的想象，他不会挺而走险，如果真是绑架，他也会留言勒索。”
rene对着手机用法语急切地说了很多话后，挂上手机，问我：“小秋，沥川最近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比如情绪低落，烦躁不安？他说过什么不寻常的话了吗？”
我闭上眼睛，回忆，如果我还活着，你跟我在一起。如果我死了，你答应我以最快的速度move on，这个，你总不难做到到？——我累了，想休息了。
我抬起头，呆呆地看着rene，舌头打颤：“是的，他说，他有一次说，如果他死了，希望我答应他以最快的速度move on，又说他累了，想休息。”
rene怔怔地看着我：“什么时候说的？”
“三、三天前。”
“你答应了？”
“我发了誓……”忽然间，金星乱冒，面前的人影变得模糊起来，rene一把抓住我，吼道：“小秋！你得镇定！如果这时还有人能找到沥川，这个人只可能是你！”
我定了定神，心跳太快，出了一身冷汗。
看到我脸色不对，几乎崩溃，张庆辉到餐厅去给我买了杯又浓又苦的咖啡。
rene说：“ale不可能走太远，他基本上不能动，小穆带着他走，也不会很方便，他们现在，一定还在附近。”
这个道理谁不知道？可是，这是北京啊！北京太大了，出门就是出租车和地铁，四通八达，饭店、旅馆不计其数。如果沥川选择一个地方藏起来，几乎是不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找到。
只有江浩天最沉着：“现在我们兵分几路，庆辉你去报警，看看警方可不可以帮忙查找各个旅馆近一个小时内的登记情况。我和王先生的秘书小薇分头给王先生认识的所有客户及往来友人打电话，寻问线索。小秋和rene你们回忆一下，按照王先生的生活习惯，他在北京还有什么熟人和朋友，有什么地方他最有可能去，此外，清理一下他的衣物。他带走了些什么。钱包带了吗？手机带了吗？护照带了吗？”
我听罢直奔沥川的病房，到衣柜里一找，果然，沥川带走了他的一个包，里面有他的护照、钱包和手机。那么，我猜对了——沥川是故意要走的了。
我呆呆地看着点滴架上吊着的药液，旧的一瓶滴完了，新的一瓶还没打开，中间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同时，护士换班。
他支开了我，我真傻，不知是计，还在商场里挑了半天，想多给他买些影碟。
我立即给龙泽花园打电话，保安说，没见到过沥川，沥川从龙泽搬走已经好几年了，她不相信，请求他亲自到最顶层去查看，他带着手机上去，查了第五十层，又查了第四十九层，都说没有。
我给纪桓打电话，问他最近是否和沥川联系过，他说一个月前倒是和他一起在狼欢喝过一次茶，最近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我从电话本上查到了江横溪和叶季连的号码，那个开画廊的夫妇，他们是我唯一知道的，除了纪桓之外，沥川在北京的熟人，我打电话询问，他们都说有好几年没见到沥川了，他们俩实际上是霁川的朋友。
rene不怎么会说中文，着急起来错得更多，他只好在一边看我打电话。
一小时之后，张庆辉打电话过来，说他打公安局的朋友查了，附近五公里以内的所有旅馆都没有一个叫王沥川或者穆小柱的客人前来登记。
过了一会儿，沥川的主治医生龚启弦亦闻讯而来，rene跟他说了发生的事。他问：“龚医生，您看以ale目前的情况，如果他不治疗、不打点滴、不输血、不进行鼻饲，可以维持多久？”
龚启弦沉默了片刻，摇摇头：“你们最好今天就找到他，以沥川的情况，绝对挺不过三天，他自己的病就不用说了，吞咽还成问题，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你说说看，一个人不能喝水，能挺几天？”
我颓然坐倒。
又过去了一个小时，江浩天过来说，查了沥川留给小薇的通讯录，没有任何有用的消息。沥川有五年不在北京，回来的时候一直生着病，几乎没跟什么人联系过，为防遗漏，他们连关系很远的，平时不怎么和cgp联络的客户都问过了。
我忽然想起了什么，问rene：“沥川有没有可能跟苏黎世的家人打电话？”
rene摇头：“我让霁川侧面地询问过了，都没有，他父亲目前在香港，心脏不太好，爷爷奶奶的身体这几年也不行，我们还不敢通知他们，霁川明早到北京。”
我拿了手机，开着rene租来的车，在北京城的大街上乱逛。
我去了一切曾经和沥川一起走过的地方，我们一起散步的公园，买菜的商场，喜欢去的咖啡馆，电影院，餐厅及图书城。没有他的影子。沥川坐着轮椅，而且还有人推着，如果他真的在这些地方出现，很容易被我找到。
夜晚悄悄来临，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沥川也根本没有回医院。
我加满汽油，在夜色中，一趟一趟地在大街小巷上彷徨。
我找到了小穆在北京的住处，他的室友让我查看了他的卧室，小穆很爱干净，卧室整整齐齐，生活非常节俭，室友说他挺能干的，就是家里穷，高中没毕业。他的家在陕西的一个偏远农村，有一个妹妹务农，妈妈改嫁了，父亲重病在床，由他妹妹照顾着，巨大的药费像个无底洞，压得他喘不过气，他很需要钱，马不停蹄地工作。
显然，小穆也是有准备的，他的房间里没有留下任何通讯录或地址，连垃圾桶都是空的。早上，他一如既往地去医院，就再也没回家。
出了小穆住处，我开车继续在大街上转，直到凌晨，回到医院，发现江浩天、张庆辉、rene和龚先生都在那里等着我，大家互相看了看，又互相摇了摇头，没有新的消息，只有更多的绝望。
龚先生说：“我托人查了北京所有医院的急诊室，没有沥川的下落。”
rene苦笑：“沥川如果决定离开医院，就不会再进任何急诊室了。”
上午十点，霁川到了。
他从罗马赶过来，只带了一个随身的小包，一脸的疲惫和憔悴。
霁川与沥川相貌很相似，可从没有像今天这么相似过，以至于一眼看见他，一直保持镇定的我立即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他过来拥抱我，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小秋，别放弃，就算倾其所有，我们也要找到沥川！”
大家继续商量。
霁川说，他打电话去银行查了沥川的信用卡和银行卡，在离开医院不久，沥川在北京的几个提款机取出了大量的现金，显然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去向，如果直接用信用卡消费，很快就会被查出来。
虽然毫无线索，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猜测和新一轮的搜索，大家兵分四路，寻找各种可能性，一直忙碌到晚上，仍是一无所获，回到医院碰头，人人面色沉重，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陈律师。
我不知道陈东村与沥川是什么关系，可是沥川让他经手自己的房产和支票，显见是非常信任的，沥川时时提醒我不要每月再交钱给他，显然，这个陈律师和他保持着相当稳定的联系。我一直以为沥川认识陈东村是因为他的事务所与cgp有业务关系，相信江浩天早已打电话问过他了。
当我问起江浩天是否打过电话时，他却微微一愣，说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也从来没听沥川提起过，cgp和陈东村没有任何业务关系。
我立即拨通了陈东村的手机。
“你好。”
“陈先生，我是谢小秋。”
“啊，小秋，怎么样？好久不见。”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愉悦。
“是这样，您最近和沥川有联系吗？”
“有啊，昨天他还给我打过电话呢。”
我的心咚咚直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他给你打过电话？”
“是啊，我一直以为他在瑞士，想不到他在北京。”
“打电话找你什么事？”
“他让我帮他订一趟商务专机。”
“商务专机？去哪里？”
“他说有个紧急的业务，要在一两个小时之内赶去昆明。”
“你……你帮他办了？”
“不是很好办，不过，我有个朋友专干这个的，沥川又出了很好的价钱，所以很快就谈妥了，支票都是从我这儿出的，怎么，出什么事了吗？”
“沥川是癌症病人，最近抢救过一次，几乎病危，他昨天从医院失踪了。”
“我的天！他不会是……”
“请你告诉我，你那位朋友的电话，我要向他打听沥川的下落。”听到此对话，大家的脸上均显喜色。
陈东村立即告诉了我，他的朋友老蔡的手机。打电话去问时，那位蔡先生说，沥川和小穆的确是坐商务包机去了昆明。沥川看上去病得不轻，在飞机上一个字也没说，什么也没吃。一切交接均由小穆代理，他们下了飞机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霁川夺过话筒问道：“老蔡，你的包机能马上再去一趟昆明吗？价钱你说了算。”
早上七点，我们一行人到了昆明。
已是立秋天气，初晨的薄雾中带着一丝寒气。
昆明虽然比北京小，可也是大城市，有六百万人口。
霁川和rene则更加茫然，他们从没来过昆明，在机场他们双双问我：“小秋，你说，沥川会去哪里？”
我想了想，说：“个旧。”
沥川是个浪漫的人，曾多次向我问起我的家乡，问起我的小时候的生活，他说，他来过个旧，去过我的高中，从我家门口路过，可惜没有机会拜访我的家，认识我的父亲和弟弟。为此，他特地复制了很多张我小时候的照片和家人的合影。
我想，如果他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也许就是这个吧。
昆明距个旧有18公里，我们租了一辆小巴，走石林高速公路转6国防公路，三个半小时到达个旧。
一路上龚先生都在摇头，说以沥川的身体，挺得过三个小时的飞机，绝对挺不过三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何况，这地方小，医院也小，抢救病人很成问题。
汽车将我们带到金河宾馆，放下行李我们就借了一本厚厚的电话簿，查问每一家宾馆和酒店，是否有一个叫沥川的人入住，半个小时之内，所有的大的宾馆全部问遍，查无此人。我又发动舅舅替我四处打听小一点的旅店。
怀疑沥川会借住小镇上的私人房屋，我和霁川在我家附近的街道上一家一家地敲门询问，没有消息。
我只好又带他去了南池高中的那条街，一家一家地打听。也没有结果。
一趟趟地敲门问下来，就已经到了黄昏，虽然沥川极不可能坐长途客运，我还是去了长途客运站，找所有的司机一个一个地问，有否看见像沥川那样的人乘车。大家都说没有。
晚上，龚先生带我去了附近医院的急诊室，看看小穆有否良心发现，送沥川去医院。没有。
大家心急如焚，不敢看龚先生的脸，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沥川失踪两天半了，我想，龚先生已在怀疑他可能不在人世了。
夜里，除了我和霁川，所有人都疲惫不堪地睡着了。
我独自在街上徜徉，霁川不放心，一直紧紧地跟着我。
大街上，走来走去的只有我们两个孤独的身影。
“唉，就算沥川真的来了个旧，这个时候，他也不会在大街上逛。”霁川拍了拍我的肩，“你还是回去睡一会儿吧，积蓄力量，明天继续寻找。”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肯定沥川会来个旧，也许我根本就错了，我试图想起点什么，可是大脑已经麻木，不能思考了。
我像一个幽灵灰溜溜地在夜半的街头游荡，凌晨四点，霁川强行将我拉回宾馆，我倒在床上，半梦半醒，直到天亮。我以为，像章回小说写的那样，沥川会托梦来见我，沥川没有出现，醒来我暗自庆幸，这至少说明，沥川还没有变成鬼。
早上七点，大家在餐厅里碰头，江浩天提议报警，然后在报纸和电视台播放寻人广告。虽然知道这样做找到的可能性也不大，但目前没有别的法子，我们分头去了公安局、当地报社及电视台。霁川甚至提出巨额悬赏，给任何一个通报重要线索的人。
中午大家再次到餐厅碰头，仍旧一无所获。
我头痛欲裂，独自去楼下的小卖部买了一包烟，在大门口猛抽。忽然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谢大侠！”
叫我外号的人，只可能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一回头，看见了齐涛，高二（）班的体育委员，也有六七年没见了，他没考上大学，留在个旧做服装生意。
“嗨！”我没精打采地打了一个招呼。
“你怎么抽起烟来了？”他大吃一惊：“三好学生也抽烟？”
这个时候，我哪有心情开玩笑？便随口问了一句：“你怎么在这里？”
“我陪朋友来吃饭，小冬好吗？你家人好吗？”大概是随意寒暄，他忽然意识到我父母已经去世，连忙改口：“你姨妈好吗？”
我呆呆地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你怎么啦？大白天跟见了鬼似的，也不是见鬼，我看你跟鬼差不多。”他还像以前那样跟我打趣。
我拔腿就跑，去敲霁川的房间。
霁川和rene正在低声说话，见是我，齐声问：“有消息？”
我颤声道：“沥川……他在昆明，翠湖宾馆。”
“你确信？”
“百分之九十。”
我们以飞快的速度赶到昆明，直奔翠湖宾馆，到了服务台，说明来意，给工作人员看了医院开出的证明，工作人员说，最近客人比较多，宾馆非常忙碌，但表示一定配合我们寻找。
我直截了当地说：“请先查709号房间。”
服务员在电脑里打了几个字，立即抬头道：“住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外国护照：l.c.ang.”
龚先生马上打医院的急救电话，我们拿过备用钥匙就冲进了电梯。
楼道静悄悄地，七楼是昂贵的套房区，住的人不多。
龚先生在电梯里叮嘱我们，要安静地进入房间，不能引起病人的惊慌，他说沥川的血小板太低，又有肺部感染，他会咳嗽，咳嗽会导致胸腔出血，出血占据了肺部，肺部无法张开，极有可能出现呼吸衰竭。
转过一道走廊，霍然看见709号房间的门口静静地站着小穆。
大家看着他，很愤怒，却都不敢动气。
他的神情非常肃穆，我的脊背一阵发寒，浑身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只觉得双腿有千斤重，半天挪不动步子，蓦然间，我的手臂被人一挽，霁川半扶半抱地将我拉到小穆的面前。
“小穆，沥川他……还好吗？”我柔声地问，生怕惊动了他。
“我想，”他安静地看了一眼大家，“他是在弥留之际了，他让我出来，在外面等他结束。”
我抽出电子房卡，轻轻地打开门。
六年前，我在这间房里照顾过沥川，至今还记得枕头和被套的颜色，一切还是那样熟悉。
沥川静静地躺在床的中央，盖着一张浅绿色的毯子，小穆将他擦洗得很干净，他的脸毫无生气，双目微合，又没有完全闭上，仿佛无力睁开，却又要透过一条缝隙，再看一眼这个世界。
一缕阳光照在他的额头上，苍白的肌肤几乎是圣洁的，他的嘴角残留着一丝微笑，仿佛陷入在某个美好的回忆之中。
沥川还是那么美，那么英俊，哪怕是在他最后的时刻。
我在他床前跪下来，拉着他的手，一连叫了几声“沥川”，他都没有反应。
我不禁失声哭泣。
龚先生听了听他的呼吸，又按了按他颈上的脉搏，他掀开毯子，我看见沥川的身上有一片一片皮下出血导致的淤青。
“沥川，是我，小秋！”我将他的手放在我的脸上，轻轻摩挲着，手迅速被泪水打湿了，“你醒醒！我求你醒醒！”
龚先生把我拉到一边，拍了拍我的肩，半是安慰半是警告：“他命悬一线，已失去了抗争的意志，这个时候，你要尽量鼓励他。”
我含泪点头。
“他最想听什么，你就说什么，让他高兴，让他放心。”
我将嘴轻轻地凑到他的耳边，柔声地呼唤：“沥川，我在这儿！你别离开我……我求你别离开我……我再也不逼你啦！你放心，等你好些了，我马上就move on，我会离开北京，我会去别的城市，我不会给你打电话，也不会再来找你啦。这一次是真话，我说到做到，再也不变卦了！你答应我，一定努力活下去，好不好？”那一刻，我觉得，我的话他听进去了，因为他的眼皮终于轻轻地动了一下。
抢救病人的平车进来了，随行的医生说：“救护车就在楼下，医院那边已经按您的要求准备好了，病人情况如何？”
“严重脱水，地穴容性休克、呼衰。我怀疑还可能有血胸和急性肾衰。到医院后立即拍胸片、抽血。先给他500毫升生理盐水扩容。请通知医院准备全红细胞和血小板，各四个单位。我到现场插管，准备好呼吸气囊手动通气。”龚大夫果然是名医风范，临危不乱，井井有条，随行医生应声忙碌开了。
消毒程序开始后，龚大夫让我和霁川到门外回避。
过了一会儿，门猛然开了。插着气管的沥川被医务人员推入电梯，救护车风驰电掣版冲向医院。我和霁川、rene以及江、张两位老总紧随而至。
沥川这回在icu里待了整整十七天。龚大夫说的不错，由于凝血功能障碍，肺部出血，造成大量血胸，他被插了胸管。撤掉呼吸机之后，胸管还是不能拆除，一直插着，每天都有粉红色的血从管子里留出来，呼吸时痛得浑身打颤。越是如此，医生反而越要鼓励他咳嗽、深呼吸，以便尽早排出肺内痰液和血块。见沥川如此痛苦不堪，我请求医生给他注射吗啡或者杜冷丁。医生说这些止痛药都会抑制呼吸，不能用。
这段日子，连我的头发也稀疏了。每次握着沥川的手，都能感到他的痛，身子痉挛着，冷汗湿遍全身。连一旁的我，都跟着发起抖来。
苏醒之后，沥川不和任何人说话，包括我在内，仿佛意识已离他而去了。大多数时候他都在昏睡，很痛的时候会醒，谁较他都不理睬。
沉睡的时候他会拉着我的手。任何时候都紧紧地拉着，仿佛那是自己的手，如果轻轻用食指抚摸的他的偶，他会睡得很快，好像婴儿一样。
一个月之后，沥川略有好转，霁川坚持要送他回苏黎世治疗和疗养，毕竟那里的医生更加熟悉他的病情。临行前，龚先生坦白地告诉我，两次抢救，立传的身体已垮掉了大半，健康正在迅速恶化。如果不及时进行骨髓移植，前景非常不乐观。
沥川去苏黎世时我没跟他告别。霁川请求我陪着他们一起去，我也没有答应。
我履行自己的诺言——move on。
事实证明，我不在的时候更利于沥川养病。他一连为我三次病危，我不能再让这种情况发生了。
我回北京继续托运行李，到昆明找了一家小的翻译公司，继续干我的本行。
一切终于烟消云散了。
我感到幸福，也深深感谢上苍。毕竟，我所爱的人还活着。
三年过去了。
我所工作的开源翻译社在一个商住楼的第二层。一共有十个正式员工，其余全是临时合同制。我的工资只有在北京时的一半，据说，在昆明还算高的。我在单位附近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公寓，我捐五百块给残疾人基金会，五百块给癌症基金会，完全匿名，所以虽然我算是高收入，但我的生活远离奢侈，过得马马虎虎，翻译社的福利远远不能与九通或者cgp相比，工作的强度却不相上下，中午没有免费的午餐，我有时吃盒饭，有时吃方便面，很少去餐馆，尽量节省。
大约是方便面吃太多了，加上工作忙碌，生活无规律，我的胃大出血过一次，住了十二天的医院。小冬在医学院读博士，闻讯回来看我，照顾了我五天，被我赶回啦广东。
我信守承诺，从没主动给沥川打过电话。沥川倒是偶尔会打电话给我，有时候还发email，基本上两三个月一次吧。我过生日，他会寄巧克力饼干。逢年过节也会专门来电问候。总之，大家还是朋友。
他不大谈自己的情况，大约时好时坏。
去瑞士后的第二年，沥川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配型，便立即去了美国做了骨髓移植。结果弄出了一大堆并发症，有整整七个月没来电话。后来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好些了，但不是很稳定。病了那么久，他已变得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身体，再好的时候都会突然坏下来。除了配合治疗，也不能指望太多。
沥川就像我手中的一个气球，哪怕已飞到了云端，哪怕已远得看不清颜色，轻轻一拽，还在那里。我和他之间，可以变得很冷，也可以变得很热，也可以变得不冷不热，但那一根线，永远扯不断。
偶尔他也会老调重弹：“你呢？move on了没有？有没有新的男朋友？”
我轻描淡写地把问题挡回去：“既然答应了你move on，自然会信守诺言啦。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我才不告诉你，给你快感呢。”
爱这样一个人，爱了十年。自己的心，被推下了悬崖，两次。我只想后半生平平静静，“爱”这个字，再也不要提了。单身挺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这一年的生日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小冬给我买了一个大蛋糕，我们除了一小半，剩下的与病友们一起分了。
说来好笑，小冬来医院看我时，对我的现状很不满意。第二天就出门买了几件时尚的衣服送给我：“姐，你二十七就穿二十七岁的衣服，好不好？不要看上去好像三十七岁的样子。还有头发也弄一下啦。不要是鸡窝短发了，半男不女的。那个，烟也抽得太凶了，下个决心戒了吧。”
这就是亲人。亲人很可爱，也很唠叨。小冬还加上一条：霸道。自己穷的要命，还非要塞给我两千块钱。做的粥巨难吃，我还得强笑着吃下去。住了五天，我只想他快点走。
我出了医院，收到了沥川的一大堆留言。有一条说：“小秋，生日快乐！给你寄了礼物，收到了吗？希望你喜欢。”又有一条说：“小秋，你出差了？为什么一连七天没人接电话，连email也不回？”
我的留言机只能录二十条留言，一下子全占满了。
毕竟是病人，还是沉不住气啊。我苦笑着把留言全删掉了。
出院之后的第一天我就去上了班。我在英文部，工作非常积极。翻译社的很多工作都是计件的，译的越多，年终奖也越多，所以我努力挣钱。
忙了一整天，我骑自行车回家，外面下着雨，楼道里很黑，我看见里面有个人，静静的站在那里，身影十分熟悉。
“hi，小秋！”
我吓了一跳，拍了拍手，灯亮了。打量他，沥川还是那么迷人，下巴刮的光光的，有点瘦，不过比离开昆明时要结识得多。气色也好得多，他拄着双拐，身边放着一个中号的行李。
我呆呆的看着他，似真似幻，觉得大脑有点木，他向我笑了笑，我又有点迷失，沥川离开后，我的生活过得很乱，而且似乎退回到了原始状态。
见我一直愣着不说话，沥川说：“对不起，事先没通知你，我找不到你，以为你出了事，打电话到翻译社，他们说你胃出血住院了。”
“哦，已经好了。”我说
“什么时候出院？”
“昨天。”
“出院了你就上班？上了一整天？”
“嗯”雨衣还在滴滴答答的往下落水。
“把雨衣脱了吧。”他轻声说，接着就帮我把雨衣从头顶揭了下来。
声控灯又黑了，我不得不跺跺脚。
我的样子有些狼狈，头发剪得又有些短，乱蓬蓬的。沥川凝视着我，说：“怎么？不打算请我进去吗？”
“当然”我说：“等等，我得先找钥匙。”要是放在挎包里，怎么摸也摸不着。心一烦，我蹲在地上，将小包一倒。倒出一大堆零碎，钱包，硬币，口红，润唇膏，餐巾纸，小纸条，卫生巾，半包话梅，口香糖，半包烟，打火机，小镜子，一瓶矿泉水，两只圆珠笔，一支铅笔，手机……刚要找，灯又黑了，这回是沥川拍手，把灯弄亮，我找到钥匙，开了门，打开客厅的灯。
“请进。”
沥川拖着行李箱进来，站在房子的正中央，四下一看，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是这样，我的房间基本上是一两个月才收拾一次，地上，桌上，书架上，有很多的灰尘。为了防止被别人一眼看出来，我一般都买灰色的家具。沙发上摊着几件脏衣服，地板好久没托了。面上有几只不成对的拖鞋，还有一只脏袜子。我用手往沙发上一扒，把脏衣服扒到两边，留出一个空挡对立传说：“请坐。”
沥川没有做，忽然问：“你介意我现在脱掉假肢吗？”
“不介意。”
他去了卧室出来的时候只剩下一只腿。
我突然想起沥川以前说过，他骨癌若是复发，很可能会被再次截止，不禁问：“沥川,你这的条腿……是真的吗?”
他摇摇头：“不是真的。”
“还剩下多少？”我大惊失色，连忙跑过去摸。
“开你的玩笑啦。”他摸摸我的头，“当然是真的。我还没那么倒霉吧。”
我松了一口气，颓然坐倒在地板上。
“小秋，屋子太乱了，我得替你收拾收拾。拖把在哪里？抹布在哪里？”他一把拉起我，让我到沙发上坐下来。
“厨房。”
他进了厨房，又迅速退了出来，差点尖叫：“小秋，厨房里有蟑螂。”
“你怕呀？”
“有杀虫剂吗？”
“没。”然后我就听见辟辟啪啪的声音：“那就只好用人工了。”
沥川在德语区长大，生活习惯里有很强的德国作派，极爱整洁。他整理客厅，花掉一个小时，用软布擦掉了每个角落的灰尘。地板拖了三趟，我怕他滑倒，要帮忙，他不让。衣服分类扔进两个洗衣篮。
他拿拖把时，从里面爬出两只蟑螂，被他用拐杖拍死了。
“那我干什么？”
他扔给我一个遥控器：“看电视。”
他去收拾厨房，洗了我吃早饭忘记涮的碗。厨房虽然小，可是比较脏，他花了两个小时才彻底弄干净了。
“小秋，每次炒完菜，锅底也要洗，不然就是黑的。”
我晕，锅底从来就是黑的，人家还要锅灰呢。懒得和他理论，反正他也住不了几天，一切还会还原的，就胡乱地答应：“好的好的。”
过了好久还没见他从厨房里出来，我问：“你干吗呢？这么久还不出来？”
“洗瓷砖，瓷砖不够白。”
“这可是苦活，不过造福人类，您慢慢干。”
他用刀子刮、钢刷刷。累得惨惨的。最后，好像干完了，他又问：“你吃饭了吗？”
“没吃，你呢？”
“也没有。我在外面等了你好久。”
“哦。那你订了宾馆了吗？”
“能住这儿吗？”
“什么？”我跳起来了，冲到厨房对他吼，“王沥川，我的地方，你想来就来，想住就住啊！”
“干吗这样凶嘛？”他说：“我问你，上次你去苏黎世，我让你住哪儿了？礼尚往来，对不对？我没有别的意思，你的病还没好，我来这里，只是想照顾你一段时间。”
“关你什么事？我让你照顾了吗？”我继续大呼小叫，“我的病早好了！”
“犯得着生那么大的气吗？”他按住我的肩，“瞧你，还说病好了。一动气，脸都白了，一点颜色都没了。坐下来，坐下来。”
我气呼呼地坐下来，他继续说：“以前都是你照顾我。上次你骨折，那个博士天天守着你，也没轮到我。这回总该有我一份了吧？”
不提骨折倒罢了，一提这个我更来气：“你怎么知道我没别的男人？”
他怔了怔，知道是诈，又笑了：“给翻译社打电话，是你的同事接的。她说你挺困难的，到现在也没一个男朋友。病了没人照顾你。你弟弟来了几天就走了。”
我气愤地说：“闹心，是谁这么八卦呀？这人怎么什么都告诉你呀？”坦白地说，我没料到自己会这么快就步入剩女的行列。翻译社里除了老总之外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大家都叫我“秋姐”。听起来像是对业务尖子的一种尊称，我老觉得背后有点嘲讽的意味。其实我来昆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逃避艾松。他从加州回来，给我打过好多次电话，还谎称开会，亲自到昆明来看我。见我长期不积极、不表态，这才没有了下文。
“我说我是你在海外的叔叔。你父母双亡，所以我是你重要的长辈。何况，卫生间里的半盒安全套还是苏黎世的牌子。都过三年了，你也不扔了。”
“我留着当橡胶手套用。洗脏东西的时候，一只手指戴一只。”
他大笑，咣当一声，打破了一个杯子。
“oops!”
沥川做完了客厅和厨房的清洁，屋子的干净程度已可以与五星级宾馆媲美了。
中午太忙了，我没来得及吃饭，等到觉得饿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我跑到翻译社对面那条街上，买了一份盒饭吃了。好菜都给人家挑完了，就剩下猪耳鸡块什么的，我狼吞虎咽地吃了，到现在还烧心。
卫生间是屋子里最干净的地方，因为我个人在这方面也比较挑剔。沥川在里面只清理不到十分钟。他出来问我：“冰箱里有菜吗？我饿了，要做饭了。”
“没菜。有方便面，各种牌子的。韩国味道的都有。”
他刚要接话，忽然听到敲门声。
我们一起打开门，是对门家的关奶奶。关奶奶六十多岁，和儿子孙女住在一起。我们邻居关系挺好。她手里提着一个大碗，看见沥川，有点吃惊。
“关奶奶！”
“哎，小秋，住院刚回来啊？”
“是啊。”
“听说是胃出血，没事了吧？”
“没事了，谢谢您还惦记着。”
“胃不好得养着，别乱吃东西。你们年轻人就知道工作，不注意身体哪行啊。我给你熬了一碗肉粥，里面有打碎了的青菜，你先吃几天粥，等胃好些了再吃米饭。呃——这位是？”
我不知道应当怎么介绍沥川，就说：“嗯……这位大哥姓王，是我请的钟点工，来帮我做清洁的。”
“哦哦，王同志，麻烦你啦。”
我们寒喧了几句，我接过粥，谢过，回到屋里，分了沥川一碗，一下子就喝光了。关奶奶的粥真香啊！
沥川看着我享受的样子，苦笑着问：“你是不是老是蹭对面人家的饭吃？”
“嗯……给她孙女辅导过几次英文，次数不多。远远比不上蹭饭的次数。”
吃完了，沥川去洗碗，我傻傻地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无厘头的综艺节目，看得我直打呵欠。
我觉得，这么些年后再见沥川，我没有激动、没有兴奋，已经麻木了。
“我帮你洗个澡吧。”沥川说。
我被他带进浴室，顷刻之间，裸裎相对。我看着他，叹了一口气，说：“浴缸里很滑，你小心点。”
“那你扶着我。”
我用手轻轻的圈住了他，将头贴在他的胸口上。他仍戴着我送给他的那个辟邪，玉色更加润泽。我将辟邪咬在口里，咸的。
沥川仔细地替我洗头发，洗了一遍又一遍。
“有多少天没洗了？”他问我。
“不记得了。”我继续打呵欠。
“累了？”
“嗯。”
“早点睡吧。”
我们来到卧室，被子没叠，还是早上起来时的样子。沥川坐上去，很快就把我拉出来：“床上不干净。”
“不会吧，昨天还收拾了的。”
“上面有饼干屑和土豆片。”他去找床单。
“要不把被套和枕套也全换了吧。”我指给他地方。真是公子哥儿，怎么这么难伺候啊。
他果然全部换了一套白白的床单，这下干净了。
我钻到被子里，沥川紧紧地抱着我，吻我的脸。我呆滞地看着他，不为所动。过了一会儿，我说：“沥川，我要睡了。”
他温柔地抚摸着我，轻轻地说：“小秋……你不会连这个也不会了吧？”
“不会了。跟着你这么些年，我的智商变得跟果蝇一样了。”
夜半，沥川在我怀里哭了，说：“对不起，小秋，我错了。我耽误你太多年了。”
翌日醒来，沥川已经起床了。他去买了早饭。他说他自己得过一会儿才能吃东西。他仍然要吃那个增强骨质的药。
我八点半上班，他一直送我到单位的门口，然后，交给我一个小包，里面有几个盒子：“你的lunch。”
我接过来，问：“冰箱里没有菜，你怎么做的？”
“菜市很早就开门了，我出去买了菜，还问了隔壁的奶奶怎么做那个粥。希望你喜欢。”
“谢谢哦。”我去上班，沥川回家，他说他要继续做清洁。我有点想问他究竟会在这里待多久，不过，沥川一向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问也是白问，也就不问了。
中午沥川打电话来问我：“lunch吃了吗？”
“吃了，早吃了。”
“你热了没？”
“没热，需要热吗？”
“怎么不需要热？你真是果蝇啊！”他生气地把电话挂了。
中午吃饭我打开了几个饭盒，同事们都震惊了。两菜一粥、一晕一素，还有水果沙拉和点心。我对沥川的手艺实在有点吃惊了。
五点半下班和同事们一起出来，沥川就在门口等着我。
他和我的同事握手，介绍自己，半开玩笑道：“您好，我是王沥川，是谢小姐的钟点工，负责清洁、做饭和接送。”
我窘到了。因为沥川西装革履、打扮光鲜，往那里一站，大家都以为今天这里有人要拍电影。
沥川开车接我回家，晚饭已经摆到桌上了。三菜一汤，我仍然得喝稀饭。
“你看，这样，生活是不是就有规律了？”
“是的。”我赶紧点头。
吃完饭，他牵着我的手出去散步，说：“你的腿为什么还是有点跛呢。”
我腿上的钢板，过了一年才拆掉，医生说愈合得不错。我仍然喜欢体育，每天坚持骑车上下班。
“我不觉得啊。也没人跟我说啊。”
“真的有一点儿，一丁点儿。”
“那就是残疾了。”
“我带你去瑞士动手术。”
“我哪儿也不去。”
回到屋里，他拿着一个小篮子，上面盛着巧克力和一大包他做的饼干，拉着我，去敲对面家的门。
他将碗还给关奶奶，递给她那篮子礼物，又送了两个红包，郑重地谢她，又说：“关奶奶，我不在的时候，小秋多亏您照顾了。这是给您孙女的一点见面礼，请收下。”
“哎哟，您太客气了。用不着两个红包，我其实只有一个孙女。”
“另一个红包是给您的，不成敬意，买几件衣服穿吧。”
关奶奶欢天喜地地收了，末了，还问：“王先生，你这一身打扮挺富贵的，你不是钟点工吧？”
“我是的。”
“那你一个小时要多少钱啊？”
“我……义务的。”
关奶奶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了，笑了，说：“小秋真有福气啊！”
“不是她有福气，是我有福气。”沥川微笑地更正。
我们携手回屋，沥川递给我一张纸。我一看，上面有十道数学题。
“给你十分钟，能做完吗？”
“干吗呀，数学我全忘光了。”
“你可是个旧市的高考冠军呢。”
“好吧。”
他按表，我拿笔，五分钟就做完了。沥川溜了一眼答案，说：“智商没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错了。你怎么就看着有点傻傻的呢。”
我拿遥控器，继续看电视。
沥川抱着我，我就窝在他怀里看言情剧，大把大把地流泪。晚上，我们早早上床，沥川款款地待我，我们恢复了以前的甜蜜。
戏弄了一半，床底下忽然传来细细簌簌的响动，沥川对着天花板叹气：“小秋，这里除了蟑螂，还有老鼠？”
“嗯，有两只，估计是夫妻。我还拿饼干喂过他们呢。奇怪，今天怎么只听见了一只的动静呢？”
“糟糕。”沥川赶紧用手蒙住我的眼睛。
“你抓了一只？杀了？”
“白天的时候……”某人不敢往下说了。
“沥川你丧尽天良啊。床下的那只，一定在唱歌。”
“唱什么歌呀？”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它唱它的，咱们继续咱们的。”
第二天，沥川仍旧送我去上班，仍旧交给我一大堆饭盒。这次，每个饭盒上都贴了纸条：
“我是肉粥一号，请热一分钟。”
“我是茄子二号，请热四十五秒。”
“我是红烧鱼块三号，请热三十秒。”
“我是水果沙拉四号，生吃，不用热了。”
女同事们羡煞了，说沥川把翻译社当幼儿园了。
下班沥川来接时，她们都说：“小秋，你的家长来了。”
据我所知，沥川从小就是被人伺候的，从来没伺候过别人。当沥川每天都这么做时，我在想，这公子哥儿能坚持多久。
当过了一整年，他还是天天这么做时，我就有了一种幸福感，很华丽的那种。当然，我的幸福从不长久。我对沥川这次回来，也没什么指望。
我就这么毫无指望地和他亲亲热热地过了一年，感觉挺好！这一年，沥川没有工作，一张图也没画。除了替我做饭、上下班接送、陪我散步、看电影之外，什么也不做。
只是，在我狭小的公寓里，沥川行动不是很方便。终于有一天，我对他说：“沥川，咱们不住这里了。咱们找个大一点的房子吧。”
他马上拿起了笔，说：“找什么？我给你画一个。要啥样子的，你说。”
“大一点的。”
“就这要求？”郁闷了。
“嗯。浴室里多点安全设施。”
“还有别的要求吗？”
“没了。”
过了两天，沥川设计好了一个两层楼的白房子，各种图样都手绘出来了，一样一样给我看。
“太精致了吧？”我皱眉，“哪家公司愿意单独替你做这个？”
“比如说，我自己的公司？”
“哦……那你会累的。你身体又不好，不能忙这个。”
“不累不累。”他乐滋滋地说。
“不行，你还得给我做饭呢！”
“这倒是。”他沉思，然后，到卧室去打电话，回来跟我说，“我哥说他来找人替我盖，条件是他和rene得设计一部分房间。”
“行啊，我没意见。”
“我有意见，”他想了想，眼睛一亮，“我让他们设计地下室。”
“浪费人才呀。唉！”
又过了三个月，沥川还是每天做钟点工，一日三餐，顿顿都是他掌勺。我的家务活就只剩下看电视和读小说，偶尔刷一下碗，被他说不干净，他还得重刷一回。
我们的房子在一个靠山的小区里，里面有很多房子，我们的是最漂亮的一个。建好了，沥川带我去参观，回来的路上他问我喜欢不，我说：“楼上楼下我都喜欢！花园也喜欢！”
“最喜欢哪里？”
“……地下室。”
沥川苦着脸说：“完了，我受打击了……我得找我哥算帐。”
我觉得，我得安慰安慰他。
那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我问他：“沥川，今天是不是好天气？”
“是啊。”
“今天，是不是好日子？”
“也是。”
“那今天，咱们去办结婚证怎么样？”
他怔住，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为难地说：“……一定要结婚吗？就这样过不行吗？不是我不愿意，我是怕活不长，你又成了寡——”
“你严肃点。”我板着脸。
“嗯。”
“‘嗯’是什么意思？”
“‘嗯’就是说，如果你一定要结婚，我没意见。”
“就这么马虎吗？没有单腿下跪什么的？”不公平啊，怎么老是我吃亏啊！以后他都会说了，都是我赶着要嫁给他的。
“人家就一条腿……你同情一下嘛。”
我拖着他进了民政局。办理结婚手续的是一位大婶，挺和气。
“证件都有吗？有照片吗？”
我从包里拿出几个本本：“这是我的户口本、身份证。他是外国人，这是他的护照、居留证。这是复印件，还有三张两寸近期免冠合影。”合影也不是近期的，十年前的。我把这些证件拿出来，有一种阴谋的感觉。
大婶检查了我们的证件，见沥川一直不说话，问我：“他不会说中文吗？”
“会的……他太激动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我挽住他的胳膊，做亲密状。
“他是瑞士人，我们还需要他出具一份《婚姻状况证明》的公证，证明他现在没有配偶。”大婶对业务很熟悉。
我和沥川都傻眼了。
“说了吧，要你别来，你偏要来。”他严肃地看着我，“现在，麻烦了吧？”
“沥川，你不会是已经有个老婆了吧？”我抓狂了。
“我哪里敢？”
他拿出手机拨号。
“哥，我需要一个文件的公证件——《婚姻状况证明》。”
“你说是干什么用的？”
“快点吧。”
“嗯，就这样。”
四句话交代完毕，他收线，对我说：“我哥今天去办，晚上坐飞机，明天到昆明。”
“行，效率挺高。”我给大婶一盒瑞士巧克力，“大婶，我们明天再来。”
第二天，我照常上班，到了下午，我们手牵手，又去了民政局。沥川说，rene和霁川都已经到了，他们会拿着《婚姻状况证明》在民政局等着我们。到了大门口，果然看见了他们，都一本正经地穿着礼服。我和沥川都只穿着日常的衣服。
我有点郁闷，对沥川说：“咱们应当穿得正式点，你说呢？”
“用不着吧。咱们俩走到哪里都是一对俊男靓女。”
大家互相拥抱，rene和霁川祝贺我们。我和沥川进去办好了结婚证。出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门口站了好多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还有外国人，全都一本正经地穿着礼服。大家都用激动的眼光看着我们。
我回头看沥川，发现沥川也怔住了。然后，里面有两个混血模样的高中女生，忽然齐齐地尖叫：“ale!小秋！e love you!"
沥川向她们点点头，拉着我的手说：“小秋，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家人和亲戚。”
我的腿有点哆嗦，面前有三十多个人呢。我低声问他：“这么多……都是的吗？”
“来了一半吧……主要的都来了。”
“这是外公、外婆。”一对很慈祥的老爷爷和老太太，“你的围巾是外婆织的。外婆一共有五个孙子，她给每个孙子的媳妇儿都织了一条围巾，连rene都有一条。呵呵。”
沥川的外婆是法国人，抱住我说了一大堆法语，然后亲个没完。
“这是爷爷、奶奶和爸爸。”
沥川的爷爷我已经认识了，老先生呵呵地笑了几声，说：“原来安妮就是小秋呀！完了，我一见面就把她得罪了。没关系，爷爷到时候好好地陪你玩遍苏黎世。你别盯着沥川，说到玩，王家的人数我最会玩了。”沥川的爸爸也是瘦高的个子，看得出，他年轻的时候也很英俊。奶奶的个子倒不高，还有点胖，一头银发微微带卷儿，乐呵呵的，挺干练。奶奶拉着我的手不放，一个劲儿地说：“这么好这么漂亮的闺女，沥川这些年多亏了有你，沥川真是好福气呀！”
沥川一个一个地介绍：“这是叔叔、婶婶、舅舅……这是我的表妹、侄女……”
每个人都上来祝贺我，和我拥抱。接着，我听见远处有个小伙子背着双肩背包向我跑来：“姐！姐！”
啊……小冬！
“小冬，你怎么来了？”
“有人打电话到我们系办公室，说给我买好了机票，让我过来参加你的婚礼——他的中文我听不太懂，以为就是姐夫。”
我摸摸他的头，说：“那个不是姐夫，是rene.”
沥川笑着过来和他握手：“你就是小冬，我是沥川。你姐总是提起你，我们总算见面了。”紧接着，又来了一辆出租车，里面下来了的四个人却是我和沥川都熟悉的。
我们连忙过去叫道：“姨妈！姨父！表姐！表姐夫！”
婚礼之后，沥川坚持要带我去欧洲旅游。鉴于他的身体状况，我坚决不同意。我们一如既往地住在昆明，每半年去瑞士看一次医生。
我们第一次以夫妻的名义进瑞士海关时，沥川一本正经地将一个红本本交给了海关的官员。那人研究了半天，问道：“先生，您的证件？”
“这就是。”
“为什么上面全是中国字？”昏，那老外居然知道什么是中国字。
“这是结婚证。”沥川说，“护照我太太拿着呢。”
那个老外呵呵地笑：“你拿结婚证干什么？”
“我太太让我过海关时拿着，证明我结婚了。”
“噗——”海关官员忍俊不禁，当地一下，给我们的结婚证也盖了个戳，“祝你们新婚快乐！”
过了关，沥川认真地收好了结婚证。我说：“沥川，戏弄海关，影响不好。咱们下次不玩了哈。”
“怎么不玩？每次都要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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