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茂是坐火车回北京的,两个多月插队,一回家,母亲高兴的合不拢嘴,忙给他做了一碗住挂面面还卧了三个鸡蛋,吃得他香香的——
回北京真好,这里是自己的家啊,自己从小就在这个屋子里长大,床,桌子,凳子,连墙的**像,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他饱饱地睡了一觉,享受着父母亲,兄弟姐妹们对他的亲情,他像出征得战士从战场回来一样,真有点像:几回回梦里回延安,一头扎进宝塔山。
第二天,他去看望和他一块回京探亲的好金杨。
他走到古楼大街一条胡同里金杨的家。一进院门,见金杨家一串屋门仍然贴着革委会贴的封条,只有南屋的门没有封条,他知道金杨住在那儿,便推门进去。
屋子不大,中间有一个比磨盘还大的扁圆形的石头放在屋子正中,孙茂知道那是个井盖,水井就在井盖底下,现在用自来水了,井就常年盖着盖了。
屋里冷飕飕的,金杨还没起床,缩在床被子里,像个虾球。
“怎么这么冷,没生火啊?”孙茂问。
“生火了,又灭了。”金杨有气无力地答。
“吃了吗?”孙茂又问。
“火车咱俩不是都吃了吗,回北京还没吃呢。”金杨答。
“唉”孙茂叹口气。金杨使他中学时期最好的朋,初一时,他们就是一个学习小组的,下课后经常来他家复习功课,他家院子大啊,十好几间,家里人又少,只有金杨父母和姐姐与金杨四个人。
金杨家里的家具都是古色古香的深棕色擦得油亮亮的,墙还挂着一些古画,漂亮的大撢瓶插着闪着棕红色光的鸡毛掸子。大穿衣镜,有人高,两个大闹锺,也都有一米高,钟摆摆来摆去,很有韵味,在他们家学习,一是安静,二是凉快,他家屋子高,又大,所以夏天坐在里面,也挺凉爽的。
金杨的父母都在工艺品厂工作,说是工人,可是孙茂不信,工人哪能住那么大的房子,用那么好的家具。他没问金杨,金杨也从没向他解释。
文化大革命,这一切都亮了底了,原来金杨的祖是满洲贵族,到他爷爷这一辈,才衰落,他父亲喜欢摆弄家里的古董字画,画儿画的不错,解放后,编导工艺品厂当美工了。文化大革命,他父亲因为祖的问题,被红卫兵揪了出来批斗,戴高帽子游街,斗了两三个月。
刚被放回家,又被厂里的造反派抓起批斗,又关了两三个月,刚被放回家,又被他老家东北来的红卫兵抄家,批斗,刚被放回家,街道的造反派又要抓他父亲批斗,他父亲仰天长叹:祖缺了什么德了,让儿孙还债,没完没了的还,永远还不完,算了,我也不还了。趁着他的人不注意,跑到什刹海,一个猛子跳下去,便告别世间。
金杨的母亲望着从什刹海捞来的父亲的遗体,不哭,不笑,只是呆呆坐着,但随后也被红卫兵把她和金杨,金杨姐姐轰回东北老家,金杨和姐姐半路逃回北京,母亲不久便在老家死了。
金杨家只剩下姐弟二人,姐姐只比金杨大两岁,从此,姐弟俩觉得自己家祖是满洲贵族,父亲又自杀身亡,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己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面无光,矮人一等,便白天都不出大门了,只有晚,趁胡同里月黑人少时,才跑到一里路外的饭馆,买二斤包子,作为一天的伙食。
家里留下的钱一年多也就花完了,工艺品厂又停了父亲的工资,姐弟俩没办法,只能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卖,一个卖给废品站,家里的铜盒,铜锅,铜铲,铜香炉,都卖了,另外一个就是卖给信托商店,他家离的近的一个事古楼信托商店,一个事东华门信托商店,好在,他家房子多,家具多,买个十件八件的,也不显少。
后来有人发现了,报告了街道,街道造反派便给他家的屋门都贴了封条,只留给有水井的南屋,给他姐弟居住。这时,恰赶有学生内蒙插队,金杨的姐姐便去了内蒙,没半年,金杨也去山西插队了。
“走,咱们吃饭去啊?”孙茂说。
“哪啊,没钱。”金杨懒懒地答。“队里刚借的十块钱呢?”
“买火车票了。”
“呦,我掏钱。”孙茂道。
金杨起了床,开门向院里望了一下,见没人,忙向孙茂说:“你把院门给我关,看看,别让人进来。”说着,拿一把小刀,走到东边的一间屋,用小刀撬门边的窗户。
“你把窗户弄坏了,造反派不把你抓走?”孙茂忙止住他。
“弄不坏。”金杨用手推开孙茂“这个窗户是活的,里面只有一个别子,把别子拨开,就能推开了。”果然,没一会,窗户里递出两个绣墩,他跳出来后说:“拿,咱俩出去把它卖了。”说着二人便关窗户,瞧瞧胡同没人,便拿着绣墩直奔古楼信托商店。
信托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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