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作风

，母亲浑身上下透出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风韵。革命与浪漫，都是她追求来的结果。她的少女时代是在马桥镇度过的，她的美貌和文艺才华早就被人注意，但马桥镇的世界太小，少女乔丽敏在那里英雄无用武之地。也不知道是妒忌还是偏见，马桥镇人对母亲的评价显得不三不四，他们暗地里叫她“肉铺家的王丹凤”这绰号暴露了我母亲的出身门第，也暴露了我母系的血缘。在马桥镇上我有个外祖父，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他，为什么呢，他是屠户出身，一辈子在宰牲口卖猪肉，这门第不是资产阶级，不是地主富农，但也绝对不是无产阶级，这不三不四的家庭出身，与母亲是不匹配的。传说外祖父在饥荒年代卖过人肉馒头，来一次运动，这丑闻就被张扬一次，我母亲无法忍受这种屈辱，一个逃离家庭的计划悄悄酝酿了好几年，终于在她十八岁那年付诸实现。有一次回家，她打碎了心爱的储蓄罐，一边清点储蓄罐里的钱，一边向家里人隆重地宣布，她与这个家庭划清界线了。家里人问她，怎么划清？她说，不吃你们的，不穿你们的，我出去独立生活。家里人又问，你一个女孩子家，靠储蓄罐里这点钱怎么独立生活？你到底有没有对象？你的对象到底是谁？母亲对家里人低估她的未来很愠怒，她说，什么对象不对象？我的对象，告诉你们你们也不懂，我的对象就是文艺舞台！你们别怨我狠心，我不跟你们划清界线，你们就会影响我的前途，你们不要前途，我要前途！

    我母亲离开马桥镇的肉铺后在很多地方奔波，她报考过北京的歌舞团，装甲兵的文工团，外省的越剧团，地区的京剧团，甚至还考过一个杂技团，不知为什么每次都是虎头蛇尾，最后一关总是过不了，人家不是嫌她腿短，就是嫌她家庭出身不过硬，总之，正规的文艺团体都不收她，她的盘缠用光了，信心也受到了打击，就放低了要求，转而把目标锁定在群众文艺的舞台上。退一步海阔天空，她顺利地进了丰收氮肥厂，那厂里有一支金雀河地区著名的文艺宣传队。在丰收氮肥厂的文艺宣传队里，我母亲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她的美丽终于引人瞩目了，宣传队员白天包装化肥，利用晚间业余时间排练节目，我母亲不是领舞就是领唱，她走出氮肥厂的大门，蓝色工作服上散发着氨水的气味，但敞开的衣领里有一个鲜艳动人的舞台世界。我父亲那时候还在林场锻炼，他去氮肥厂采购化肥的时候遇见了母亲，第一次见到母亲，他吃惊地发现她工作服里的酱红色的丝绸小袄，原来是跳红绸舞的舞台服装，他不知如何评价她的穿着打扮，更不知如何总结这姑娘身上奇特的魅力，我父亲第二次与母亲见面，是熟人撮合的约会，地点在化肥厂外的排污渠边，父亲看见母亲从后门口袅袅婷婷地走出来，身上打扮仍然鲜艳夺目，这次她的内衣是水绿色的，也很眼熟，他想起来那是跳采茶舞的服装，这次他斟酌过了，第一句话就奉承了母亲，也打动了母亲，他说，小乔同志，你的身上，散发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息呀。

    我父母的恋爱，与其说是恋爱，不如说是发现，是一次互相发现，父亲发现了母亲的美貌和才华，母亲发现了父亲的血统和前途。父亲的身高比母亲矮半个头，他们的婚姻，从前看来就不匹配，不匹配，却有结合的理由，直到那年九月父亲的问题东窗事发。母亲不知从哪儿听说我父亲勾引妇女惯用的第一句话，某某某同志，你的身上，散发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息呀。母亲说她的肺气炸了，也许是她平时过多使用胸腔共鸣，她的肺部似乎特别敏感。我亲耳听她对医院的郝医生描述过肺部古怪的反应，郝医生，我一看见东亮他爸爸就喘不出气来，一看见他的人影，我的肺噼噼啪啪地响呀，我的两片肺叶，至少爆掉一片啦！

    愤怒和伤痛使母亲再度发现父亲，牛粪乔装成花园，欺骗了鲜花，她一朵鲜花终究还是插到了牛粪上。那年冬天母亲对这个家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我父亲预感到母亲的心离家越来越遥远，他束手无策，派我去关心母亲，可是每次我去对她表示关心的时候，母亲总是不领情，你总在我面前晃什么晃？你拿杯茶来干什么？谁告诉你我要喝茶？我知道是谁教你的，没用，没用了，我对你们两个人，都死心了。我一气之下就当着她的面，把一杯茶都泼在水池里了，这一下惹恼了母亲，她过来揪住了我耳朵，你要死呀，这么好的茶叶一口没喝就泼掉？你不会挣钱倒会浪费！

    说到底我还是擅长惹恼母亲，我就知道会这样。父亲对我的指望落空了，我对自己的表现也很失望，别人都叫我空屁，我就像一个空屁，即使在我母亲身边，我也像一个空屁。我没有办法讨好母亲，我没有办法留住母亲。

    母亲开始把洗好的秋装叠得整整齐齐，放进一只樟木箱里，而她以前那些珍贵的舞台服装，都装进了一只皮箱。那皮箱也珍贵，是我母亲辉煌的文艺生涯的凭证，箱盖子上印了一圈红字，丰收氮肥厂，奖给群众文艺演出积极分子。

    我们一家三口最后的家庭生活凄凉不堪，甚至吃喝拉撒都充满了冰冷的条文和纪律。母亲把家务分成了三份，一份归她自己，主要负责我和她的午餐晚餐，另一份归我，主要是扫地抹灰倒垃圾，第三份家务繁重得多，早晨为一家人准备早餐，每天两次打扫厕所，包括我父亲自己的所有日常生活料理，他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都由自己负责。母亲在分配这些工作时明确表示，我这是为你们好，我不会给你们做一辈子老妈子，锻炼锻炼，对你们自己有好处。

    也就是那年冬天，我发现了父亲和母亲之间最后的秘密。我母亲仿照了工作组的模式，将他们的卧室临时开辟成一个隔离室，对父亲执行了最后的审查，只不过审查者是我母亲，主题便稍有局限，可以想象，主要内容都集中在父亲的生活作风问题上。母亲的审查通常在夜里七点过后，有线广播里社员都是向阳花的音乐响起来，母亲就进了卧室，她打开上锁的梳妆台抽屉，拿出她的圆珠笔和工作手册，对着外面喊，库文轩，你进来！我父亲有一次赖在茅房里不肯进卧室，母亲让我去敲厕所的门，你去，快去把他拉出来！我不肯去，她自己去了，拿了把扫帚，用扫帚柄捅厕所的门，捅了好久，父亲终于被她捅出来了，打开门，弯着腰从扫帚下穿过，他大叫一声我受不了啦，准备朝院门外逃跑，我母亲在后面发出一声尖利的冷笑，看着他跑，父亲跑到门边站住了，回头看着母亲，我什么都说了，没什么可交待的了，我要出去散散心！母亲用扫帚指着他，严厉地说，你开门，你出去散心呀，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一看，看看油坊镇上还有没有你散心的地盘！

    母亲击中了要害，父亲果然没有勇气出去了，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终于驯顺地跟着母亲走进了卧室。卧室门窗紧闭，拉上了红色的窗帘，父母的身影一高一矮，都泛出一种腥红色的光晕，在灯光下晃动。大家心照不宣，这个生活作风问题，应该是关门审理的，他们采取了严密的措施提防我，他们越是提防我，我偷听的热情就越是高涨。事关人的下半shen，好多事是难以启齿的，父亲做那些事很大胆，说这些事却很害羞，问深了，问细了，他招架不住，开始躲避，他尝试用闪烁其词避重就轻的方法回答母亲的问题，这都被母亲看做消极对抗，她控制不住自己，就把家里的卧室当成了公审大会的现场，有一次我清楚地听见母亲高亢愤怒的声音传到了窗外，余音袅袅，飘荡在夜空中，库文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其实他们越是吵闹，我越是不在乎，他们越是安静，我越是害怕。那天夜里房间里突然一片死寂，我什么也听不见了，那片死寂让我恐惧。我爬上了院子里的大枣树，视线轻易地穿过了房间的气窗。我看见灯光下的父亲和母亲，母亲拿着她的工作手册，坐在梳妆台边，满面是泪，而我的父亲，正像一条狗似的跪在母亲的脚下，他在褪他的裤子，他又在褪裤子了。他撅着屁股，向我母亲展示着光荣的鱼形胎记，我看见父亲苍白的干瘪的臀部，在暗红的灯光下闪烁着尖锐的光，母亲扭过脸去，她在哭，她哭得喘不过气来了。父亲很固执，裤子一直褪到膝盖下，他开始在地上爬，母亲的脸转到哪里，他就往哪里爬，突然，他一把抓住了母亲的脚，嘴里吼叫起来，快看我呀，你以前喜欢看的，现在为什么不能再看一眼？看我的胎记，我是邓少香的儿子，是真的！看啊，看清楚，一条鱼呀！我是邓少香的儿子，你别急着跟我决裂，决裂也别离婚，离了婚，你以后会后悔的！

    一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的眼泪，说不清楚是为父亲而流，还是为母亲而流。我说不清楚，我的眼泪是对他们的怜悯之泪，还是恐惧之泪，是伤心过度，还是惊吓过度。我从大枣树上下来，看了看我的家，看了看头顶上暗蓝色的夜空，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天空就止住了眼泪，我抹干了眼泪，对着天空，恶狠狠地说，离婚就离婚，反正都是空屁！

    他们的离婚算是顺利的。有一天早晨我开门出去，看见我家门上贴了一张大红喜报，不知道是什么人张贴的，热烈欢迎库文轩同志到向阳船队安家落户。落款是向阳船队全体船民。早晨来了喜报，下午我父母亲就离婚了。我是他们唯一的问题。跟父亲就去向阳船队，跟母亲就留在油坊镇上，我又想去船上，又怕离开岸上，我对父亲说，我半年在船上跟着你，半年在岸上跟着她，行吗？我父亲说，我这儿行，去问你妈妈，她那里恐怕不行。我去问我母亲，母亲恼怒地对我喊道，不行，有我没他，有他没我，上梁不正下梁歪，他这种人教育过的孩子，让我怎么教育？

    不选不行，两堆不幸的礼物摆在我面前，一堆是父亲和船，一堆是母亲和岸，我只能选一样，我必须选一样。我选择了父亲。如今船民们偶尔还会谈起我当年的选择，他们絮叨地假设东亮如果跟着乔丽敏，他会怎样怎样，库文轩会怎样怎样，乔丽敏又会如何如何，我不听，这假设没有意义，假设都是空屁。就像水跟着水流逝，草连着草生长，其实不是选择，是命运，正如我父亲的命运，与一个女烈士邓少香有关，我的命运，注定与父亲有关。

    是腊月里的事，街上天寒地冻，空气里提前飘荡着为春节熬猪油的香气，油坊镇上家家户户忙着准备过年，我们家不过年。我在油坊镇上的家要消失了，怎么过年呢？我们去船上，母亲也要搬家。我不知道母亲搬家为什么那么仓促，就像急于离开坟墓一样，她手忙脚乱，不停地催促她请来的两个码头工人，快点，请你们快点。结果她把一只花布包扔在我的床上了，我随手一翻，从花布包里翻出了那本工作手册。母亲用画报纸为工作手册制作了一个封套，乍一看，工作手册就像一本隆重出版的书籍，封面是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大半个红润的脸，封底可见李铁梅的一只手，举了一盏完整的红灯。母亲搬家的时候父亲躲在茅房里，我只有很短的时间思考，怎么处置这个特殊的本子，结果我做了一个最大胆的决定，不上交父亲，也不归还母亲，我把那本工作手册藏在了我的被褥下面。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是由于母亲的疏忽，还是故意的安排，也许离婚终结了一切恩怨，她想把父亲的罪证交给他自己处理吧？我不清楚，也不敢问。我不知道我是为谁隐藏这个本子，是为了父亲，还是为了母亲，也许是为我自己？这个不可声张的秘密，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对母亲的记录倒背如流，或者说我对父亲的罪状倒背如流。我记得工作手册上的每一个字，即使是怀着愤恨，母亲的字迹仍然工整，娟秀，凭心而论，手册上的主题内容并没有超越我的想象，生活作风就那么回事，母亲记录了我父亲对她的背叛，数量，时间，地点，偶尔地她在空白处留下了一些愤怒的批注，无耻，下流，气死我了，还有一些红墨水画的感叹号，看上去血淋淋的。最让我吃惊的是一些姑娘媳妇的名字，竟然有那么多女人与父亲有染，我同学李胜利的母亲名字也在上面，还有赵春堂的妹妹赵春美，还有废品收购站的孙阿姨，还有综合大楼的小葛阿姨小傅阿姨，他们平时多么端庄啊，多么正派啊，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名字都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