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学艺

    我爸今年八十岁，前不久举行了八十大寿的庆典，老人家除了有一只耳朵有点背，牙齿脱落了一些之外，其他的都还好，上台讲话没个完，要不是我妈在旁边拉了他一下，他还要继续讲下去的。他说，活了这么大一把年纪，晚年生活幸福，儿女孝顺，托的是共产党的福，托的是改革开放的福我琢磨着，这时候老爸是不是想起了那段学艺的经历。

    我刚过不惑之年，这样看来，我出生时，我爸就是我现在这年龄，这推理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那就接着往下推理，我记得我上小学二三年级时，应该是十岁右右吧，就是我爸开始学艺那年。我的年龄是从零岁开始往上窜的，一直到我十岁；我爸的年龄从四十往上窜，那么就是一直窜到他五十岁。所以呢，我爸学艺时已年近五旬或者是年过五旬。这推理应该也是无懈可击的。

    我儿子刚上学时，我也这样推来推去，来强化他的逻辑思维。小家伙蛮开窍，也忽闪着眼睛，摇晃着脑袋推理着：爸爸二十五岁时，我零岁，爷爷五十岁那一年时，我就是

    如今的人都不大相信游医，认为那是骗人的行当。可是那年代，小城镇的好多街头都有店铺外飘着一面白旗，上面画着满口的牙齿，还有醒目的两个字：镶牙。我们村和方圆几十里之内的其他的村里，有好多镶牙的师傅，他们不是牙医，而是手艺人，是从别人口里找钱的人。

    我叔，其实不是我的亲叔，因为我爸和我叔叔有共同的祖父的父亲，我和我叔的儿子只是有共同的祖父的祖父，我叔小我爸一大截，这一大截的具体长度大约是十多岁吧。不过他们俩有缘份，感情深。经常在一起就着一碟花生米喝酒，越喝感情就越深，感情越深就越喝。

    再来推理一下，我爸学镶牙那年，我叔应该是三十八上下的年龄，正值身强体壮。

    现在我叔已是头发花白，刚退休。看电视蛮关心那个“腰不酸了，腿不疼了，走路也有劲了”的广告，我推理我叔腿脚有毛病了，其实我的推理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我叔多次告诉我他的腿脚有毛病，可是我改不了推来推去的习惯。

    我叔和他老伴现在住在孝感城内长征路上的一家大院里，一个儿子在北京工作，三个女儿都嫁人了。至于说为什么我叔会从一个镶牙师傅转成一名退休老人，这应该是后话了。

    那时候，我十岁左右吧，我叔三十八左右，我爸五十左右。那时候，至于是哪年哪月，我已无法准确地推理出来，这说明我推理的水平还很有限，不过这没多大的关系，因为这丝毫不影响我在这里东扯西拉。

    我叔那时候是方圆几十里很有名的镶牙师傅，长年不在家里干农活，而是在外经营着他的镶牙行当，我们管那叫出门，生产队里把这叫搞副业，我叔每年要向队里缴纳副业费来换基本的工分。队里放出去搞副业的人没几个，如果多了，队里的农活就没人干了。

    那年的春节，我们一家窝在土坯屋里烤着火，那火是烧着硕大的老树根，烟尘弥漫。我叔也在我家和我爸拉着家常，开始声音大，后来声音慢慢变小，最后他们俩到了要咬着对方的耳朵才能说话，我猜想我爸和我叔要搞什么秘密活动，我后来问我妈，我妈说，大人的事你不要管，那时看来我妈说这话是正确的，现在看来就不对了，因为如果我真不管，我哪能在这里长篇大论地说起那时的事呢。

    不过我爸和我叔那次悄悄商谈的内容我还是知道了，不过时间已过去了若干年。我叔对我爸说在家干农活累死累活的，到头来一家老小还吃不饱、穿不暖的，还不如跟我一起出门镶牙。我爸说人过三十不学艺，我都五十多了，成吗？我叔给我爸打气说，简单、容易。

    正月十五过了，年味淡了，各家各户的饭桌上又慢慢回到了粗茶淡饭主宰的局面，我叔挑起他的镶牙行当走了，过了几天，我爸也走了，说是去武汉走亲戚，那应该是去我姑姑家或者去了我姨家。

    过了一星期左右，有天早上，生产队里有人到我家里来，和我妈说了几句话，然后我妈又去隔壁左右的家里，手里还拿着一盒烟，我妈回来时神色紧张，像要哭的样子。我已隐约感觉到出了什么事，原来我爸是去了武汉，但他没在武汉停留多久，而是绕道去了随县的一个镇上，跟我叔学镶牙去了。我爸和我叔商量好，先瞒着队里，等学成了再向队里申请出门搞副业。难怪那天他们那样讲话，像是在搞特务活动，原来真是在搞特务活动。

    这阴谋没有得逞，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被队里知道了。这原因我推理了几十年也没得出结论，直到我放弃推理。反正我家就像塌了天，因为我妈知道我爸犯错了，问题好像还比较严重，何况我妈一向是胆小怕事。

    那时的随县就是现在的随州市，现在从我老家去随州很容易，那时要从我老家要去随县，却不容易，要在安陆转车。其实路程并不远，因为交通不便也就显得远了。

    正月的天却是灰蒙蒙的，傍晚一场大雪纷纷扬扬从天而降，把我家的气氛哄托得更加凝重，寒气逼人。

    我二姐那年应该是在读初中，十五岁左右。这也是我推理得出的结论，我的根据就是我二姐大我六岁。

    那天，我妈我二姐都早早起床，我二姐吃完我妈做的糍粑。我妈又给我二姐系上围巾，塞给她几块钱，声音哽咽地叮嘱着说：一定要把你爸找回来。我二姐脸上挂着泪珠，点了点头，然后就踩着厚厚的积雪出发了，脚下的雪格吱格吱地响，我二姐只身去随州寻父去了。

    现在有必要交待一下我爸当时的情况。我爸在武汉按照我叔开的清单购置了镶牙必备的工具，就绕道去了随县附近的那小镇，我叔做生意的地方。可是我爸刚去的三四天内，我叔并没有做生意，那面镶牙的白旗也没挂出来，而是天天和当地的人一起喝酒。东家请，西家接，足以说明我叔在那地方呆的时间长和人缘好。我爸是我叔的老大哥，我叔带着他老大哥串东家串西家，喝着农家酒。喝着喝着就喝过了三四天。

    第五天，我叔开口了，老哥，今天得做点活了。白旗就挂出来了，在风中猎猎飘扬着。我叔忙着活路，我爸在一边看，我叔会时不时问一声我爸：这样做行吗？我爸就会点着头：行！像是老师傅。可见我叔带我爸这徒弟是煞费心机的，外人看来，我爸像是我叔的师傅。

    仿晚时分，天阴沉沉的，我爸走出店门，一阵风吹来，不禁缩紧了脖子。打了个寒战，我爸走了几步，身后却响起了怯怯的清脆的声音：爸爸。我爸心里一惊，像做着膝跳反应。回头看时，我二姐站在墙角里，冻得瑟瑟发抖。没等我爸回过神来，我二姐就哇地一声大哭了。

    我爸回来后，在队里大会上作了检讨，然后老老实实地在家干着农活。

    那天晚上，全队的人，男女老少，在生产队里干活拿工分的人，都自带小板凳聚集到一户房子比较大的农户里，屋里只有几盏煤油灯发出昏暗的光，人影在墙上影影绰绰，像一个个硕大的怪物。我爸在作检讨，我妈我姐也在会场听着，如坐针毡，这场景不是我亲眼所见，是我经过推理之后知道的。其实我那时已在家里踏实地睡着了，直到他们散会回时才醒来。然后我知道了，在会上，队长说我爸这辈子再也别想出门了，语气尖酸刻薄，并且古怪得很，那汤元大的字不识一碗的队长竟然能给我爸的下半辈子作出了如此古怪的结论。

    我一直很欣赏我爸的口才，说话总是一套一套的，条理清楚，引经据典颇多，唐诗宋词和鲜为人知的成语都有，我佩服了几十年，到我爸八十岁，我四十岁的时候，我爸仍然能只用他半张嘴就能说赢我整张嘴。我一直没搞清楚我爸是怎样作检讨的，但是我知道，我爸检讨作完后，队长给的评价是：不深刻！我怀疑是他根本就没听懂我爸说的是什么，我完全相信我爸有这个能力，让听他说话的人不知所云。

    日子像在翻烧饼一样翻过去翻过来，这比喻虽然不妥当，但我喜欢这么用，因为那时的烧饼是稀罕之物，我打心底里想这日子里有烧饼相伴着。大约四五年过去，我小学毕业了，我二姐进了孝感一中。我爸的镶牙工具箱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也没有派上一回用场。

    那年队里形势发生了变化，劳动力过剩，为了增强队里的经济实力，队里号召有一技之长的人出门搞副业，可能队长也不是原来的那个队长了。我爸第一个报了名。

    我爸再一次踏上了出门的路，这一次是挑起担子，大步流星地从我家大门出去，大摇大摆地从村口的大路上走过，再也不需要绕道大武汉了。心底里却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上次出去学艺，就一个星期，还喝了三天酒，没干活，真正学艺的经历，就是看了一回我叔做牙，装模作样地点着头。

    也许那一次是我爸一辈子最大胆的一次决定。用事实证明了，那位队长的断言是完全错误的。这时候我爸心底虽然没谱，但那团恶气积闷在心里总算吐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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