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慎所好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以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 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 孝元帝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寮皆戎服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挚。庾信亦叹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赋，乃云：‘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此事亦足为鉴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

    贞观四年，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又诛戮李金才，及诸李殆尽，卒何所益？且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虚事，不足在怀。”

    贞观七年，工部尚书段纶奏进巧人杨思齐至。太宗令试，纶遣造傀儡戏具。太宗谓纶曰：“所进巧匠，将供国事，卿令先造此物，是岂百工相戒无作奇巧之意耶？”乃诏削纶阶级，并禁断此戏。

    <b>译文</b>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古人说‘国君就像是容器，百姓就像是水，水或方或圆在于容器，而不在于水’。所以尧舜以仁义治天下，人们都跟随他行善；桀纣以残暴治天下，人们都跟随他作恶。下边所做的，都是跟随上边所喜欢的。至于像梁武帝父子崇尚浮华，只爱好释迦牟尼、老子的教义。梁武帝晚年，经常驾临同泰寺，亲自讲解佛经，百官都带大帽，穿高靴，乘车跟随皇上，整天谈论苦呀空呀那一套佛家教义，从不把军机国务典章制度放在心里。等到侯景率兵攻向京城，尚书郎以下的官员，大多不会骑马，狼狈不堪地徒步逃跑，死在路上的人比比皆是。梁武帝和简文帝都被侯景囚禁逼死。梁孝元帝在江陵，被万纽于谨领兵包围了，还不停止讲老子，百官都穿着军服听讲，不久城被攻陷，君臣都被囚禁。庾信也叹息他们这个做法，后来作哀江南赋，就说道：‘宰相把战争当做小孩游戏，官吏把清谈当做朝政策略。’这事也足可作为鉴戒。我现在所喜欢的，只在于唐尧、虞舜的法则，周公、孔子的教谕，觉得就像鸟有翅膀鱼儿靠水一样，失去它就必须死亡，不能片刻没有。”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神仙本来是荒诞虚妄的，空有其名。秦始皇却分外爱好仙术，结果他被方士欺诈，竟派童男童女几千人，跟随方士入海去求神仙，方士逃避秦的苛政暴虐，因此留居海中不再回来，始皇却在海边徘徊等待他们，结果在返回的路上病死沙丘。汉武帝为了求得神仙，竟将女儿嫁给卖弄道术的人，他们的说法不灵验，就把方士杀掉。从这两件事情来看，神仙是不能乱求的。”

    贞观四年，唐太宗说：“隋炀帝生性多疑，只听信邪门歪道，他相当提防胡人，乃至于把胡床称作交床，把胡瓜称作黄瓜，还修筑长城抵御胡人。他又听信方士的邪说，认为姓李的人要篡权夺位，于是杀死将军李金才，其他姓李的人也几乎杀尽了，但有什么用呢？后来终于被大臣宇文化及派遣令孤行达杀死。一个君王，只需修养品德，使自己公正无私，其他都是虚浮之事，何足挂念。”

    贞观七年，工部尚书段纶上奏说要引荐能工巧匠杨思齐入朝。唐太宗下令试试他的本领，段纶就让杨思齐做木偶戏的戏具。唐太宗对段纶说：“推荐的能工巧匠，必须对国家有益，你让他做这些东西，不是鼓励百工做奇巧的戏具供人娱乐吗？”于是下诏将段纶贬官，并且禁止了这种游戏。

    <b>评析</b>

    居上位的人有什么爱好，必定会在社会上形成风气，影响下面的臣子、百姓。因此，做国君的人，对自己的爱好务必要谨慎。太宗所好的，是尧舜之道、孔孟之教，因此在唐初官吏中形成了励精图治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