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太宗曰:“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黄门侍郎王珪对曰:“天下凋丧日久,陛下承其余弊,弘道移风,万代之福。但非贤不理,惟在得人。”太宗曰:“朕思贤之情,岂舍梦寐!”给事中杜正伦进曰:“世必有才,随时听用,岂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治乎?”太宗深纳其言。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贞观四年,房玄龄奏言:“今阅武库甲仗,胜隋日远矣。”
太宗曰:“饬兵备寇虽是要事,然朕唯欲卿等存心理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隋炀帝岂为甲仗不足,以至灭亡?正由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宜识此心。”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人皆知畏避灾害,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夫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若斯须懈怠,去之已远。犹如饮食资身,恒令腹饱,乃可存其性命。”王珪顿首曰:“陛下能知此言,天下幸甚!”
<b>译文</b>
贞观元年,太宗说:“我看古代的帝王,凡以仁义治理国家的,都国运久远。用严刑酷法统领人民的,虽然能挽救一时的弊端,但国家很快就会灭亡。既然我们看到了前代帝王成事的方法,就可以把它们用作统治国家的典范。现在,我们要以诚信、仁义作为治理国家的方针,希望这有助于铲除近代的虚伪之风。”黄门侍郎王珪回答说:“天下荒废凋疲的时间已经很长了,陛下在天下积弊之时统领国家,弘扬古代圣贤的遗风,实乃万民之福。但没有贤才是治理不好国家的,关键在于用人得当。”太宗说:“我求贤若渴,即使夜晚做梦都梦到贤才。”给事中杜正伦说:“哪个时代都有人才,随时等候陛下的发掘任用,哪里用得着去梦傅说,遇吕尚,然后才治理天下呢?”太宗十分赞赏他的话。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原来认为在离乱之后,民间的风俗习惯会很难改变,近来我发现百姓逐渐懂得了廉洁和羞耻,官员庶民都能遵守法纪,盗贼一天比一天少,我才知道民间没有一成不变的风俗习惯,关键要看施政是治还是乱。所以,治理国家,必须用仁义来抚慰百姓,同时还要显示出朝廷的威信,顺应民心,废除苛刻的法令,不做背离道义的事情,这样社会自然会平定安静。你们应该共同来做好这件事。”
贞观四年,房玄龄上奏说:“最近,我检查武器库里的铠甲兵器,发现已远远超过隋朝了。”唐太宗说:“整修兵器防御寇乱,虽然是紧要的事情,但我要求你们把心思用于治国之道,各自务必竭尽忠贞,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才是我真正要的铠甲兵器。隋炀帝难道是因为铠甲兵器不足,才遭到灭亡的吗?正是由于他不修仁义,群臣才会怨恨叛离他。你们应该理解我的想法啊!”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树林广袤就有飞鸟栖息,水域深广就有鱼儿游弋,多施仁义百姓自然会归顺。人们都知道恐惧而躲避灾害,却不知施行仁义,灾害就不会产生。仁义之道,一刻也不能忘记,我们要不断地将仁义推行下去,如有片刻懈怠,就会远离仁义之道。这就好比用饮食来滋养身体,要让肚子经常吃饱,就能够维持生命。”王珪叩头说:“陛下能知道这些道理,真是天下的大幸啊!”
<b>评析</b>
苛政猛于虎,仁政是士大夫传统的政治理想。太宗认为,用仁义治国,国家就会气运长久。他甚至认为,广修仁义,则灾害不生。本篇紧紧围绕李唐王朝长治久安这个中心展开,论述了唐太宗对广修仁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甚至认为“行仁义则灾害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