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花

    上部

    清明时节，春风和煦。我独自伫立于丁香树前，沉浸在丁香花特有的香味之中，沉思良久。一种难以言表、挥之不去的情思，萦绕在心头。

    尽管每年这个时节，我都要沉浸于丁香的芬芳之中，独自深思，每逢闻到这种典雅、隽永气味，我仍感到一种久违的亲切，一种深深的伤感，甚至一种想大哭一场的冲动。

    花香，激活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把我带回到半个世纪以前的孩提时代。

    那是古城西安一条陋巷。“卖花了！卖花了！”悠长的叫卖声由远而近。朝霞的逆影中，一位卖花妇女提一大花篮，沿街叫卖。

    姥姥应声而出。我也跟着出来看。

    姥姥这种称谓，在我们老家陕西省大荔县，是指曾祖父和曾祖母，因而分为男姥姥和女姥姥。我说的姥姥，是指我父亲的祖母，是女姥姥。

    小时候，父母忙于工作，我们姊妹四人都是由姥姥扶养大的。姥姥特别喜欢男孩子。哥哥光宇早就外出住校就学，剩姐姐倩娃、我和妹妹彤三个孩子在家，姥姥特别疼爱我，原因很简单：倩娃和彤是女娃。

    我在襁褓之中，就由姥姥扶养。据说，一般婴儿学语时，有意识地发出的第一个字音是“妈”或“爸”而我口齿笨拙，四五岁时会的第一个字是“奥”这是我对姥姥的称呼。当时的我只能发出韵母的音，姥字的完整发音发不出来。姥姥曾开玩笑地说，这娃怎么叫我就跟叫狗一个样呢。

    我老家一带把丁香花叫紫金花。花型小，大体分为紫色和白色，其貌不扬，但香味独特。清明前后，正是盛开的季节。院内栽植一株丁香，或采摘数枝插于室内花瓶，她就会把一种宁静、温馨的氛围奉送给人们。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卖花女终于对三分钱两束的价钱让步，姥姥以四分钱买得三束丁香花。

    “毛，你看，这紫金花，香味多好哇。”姥姥对我说着，把花插在废旧罐头瓶里。

    “不，这紫金花不是香的，是臭的。”我一方面是和姥姥调皮捣蛋，故意反着她的意思说。另一方面，比起这怪怪的气味，我确实更喜欢玫瑰之类的浓郁香味。

    “你这娃，懂个啥好坏呢。”姥姥说着，满意地欣赏着瓶子里的花。丁香的气味很快就弥漫了整个小屋。

    姥姥常说，花呀、草呀的，都有灵气。看了人的心思会变好、变善。她一直喜欢花鸟鱼虫之类的生灵。说现在在城里地方小，原在辛庄时，院子里种满了苇儿花、扁竹花等。什么是苇儿花，姥姥曾给我讲解过，我记不清楚，印象中应是唐菖蒲之类的样子。

    尽管那时经济生活条件相当拮据，她还是从父亲每天给她的几角几分的买菜钱中，硬是抠出两三分来，买束花，插在罐头瓶里，或买几条金鱼养在罐头瓶里。那时，大的、好的金钱要一、两角钱一条，买不起，就买小的或者掉了鳞片、断了尾巴的，一两分钱就可以买一条。而那罐头瓶，我清楚记得是更早时候我姑，也是姥姥的外孙女来西安看望外婆时，带来的一瓶苹果罐头吃后剩的。这样的大口瓶子，我家只有这一个。姥姥没让它闲着，不是插花就是养金鱼。有时没花也没鱼了，就泡一束水草在里面，也可观赏。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常听人说谁家谁家某某人脸浮肿了。

    “蒸馍米汤，有何不好。没粮嘛，没办法。”我常听姥姥和邻居姨姨奶奶们这样唠叨。可是，我的记忆里，却丝毫没有过饥饿的感觉。

    每天上午十时左右，姥姥都把正在院里玩耍的我的彤叫回家里，从煮稀饭或蒸红薯的锅里捞起几截熟红萝卜给我们吃。

    时间长了，我吃厌了。

    “吃吧，红萝卜有营养，娃娃长身体，要多吃营养东西。”每当这时，姥姥都这样哄着、劝着，非要看着我们把红萝卜吃下去才肯罢休。

    比起红萝卜，我们更爱吃的，是白菜或莲花白的把儿。姥姥切菜时，我们就守在旁边。剩下的菜把儿，把周围的硬皮削掉，就成了我们非常喜爱的水果了，又脆又凉又甜。姥姥把分配菜把儿，是非常公平的，我和彤每人一半，不偏不倚。

    有一次喝着稀饭，我想到了不久前看过的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就故意“哎呀”大叫一声，作惊奇状，姥姥忙问我啥事，我说我要长生不死了，我的碗里有一块唐僧肉，我刚吃下去。姥姥还是淡淡地笑着，说你只要好好吃饭，就会长寿的。

    那时粮食定量供应，且每户指定某日为当月的买粮日。我家买粮定为每月的二十六号。家里没有钟表，不知时辰。恰与我们家窗对窗的老龙家也是二十六号买粮。于是，姥姥与老龙家老伴后半夜开始隔窗的对话，打听时间。到凌晨五点多时，就叫醒沉睡中的父亲，去排队买粮。

    每逢二十六号父亲去买粮，姥姥从上午九十点就叫我站在院子门口，不断地向西张望。

    “娃娃家眼睛好，看你爸买粮回来没有。记住，你爸穿灰衣服，戴灰帽子。”

    直到看见父亲焦黄的脸上汗水淋淋，头上、肩上都是面粉，扛着面袋回来了，姥姥象完成一项重大事业般地松一口气，给父亲倒碗水，拂扫身上的面灰。事过多年，我才知道，这意味着全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断粮之虞了。

    八岁那年，我得了伤寒病。

    起初，不思饮食，日见消瘦。后来我陷于昏迷，什么事也不知道了。只记得在传染病院的伤寒病房里，父母轮换着陪伴我。我苏醒过来后，每天看着窗外一株光秃秃的椿树上落了一层雪。雪化了，又落了一层。出院回到家里，姥姥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块蛋糕让我吃。

    “吃吧，给你藏着好多天了。”

    蛋糕存放时间已久，表面一层已经干硬。我渐渐回忆起来，在初病未入院前，我享受着全家最优厚的待遇：一瓶炼乳冲开水喝、削成片的苹果，再就是这蛋糕。当时我妹彤和我姐倩娃为了吃到蛋糕，不知遭受姥姥多少次训斥。

    彤和倩娃告诉我两件事。一是她们知道家里还藏有蛋糕，闹着要吃。姥姥说是给毛的，毛有病，蛋糕营养好，吃了病就好了。实在被彤缠得无奈，就让她们到屋外去，说是让老告给你噙一个蛋糕来。待彤回到屋里后，姥姥给她一星半点儿的蛋糕解一下嘴馋。但就在这仅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她们最终也不知道姥姥把蛋糕藏在什么地方。

    至于老告为何物，我至今不知道。只认为是一位神仙，一位会哄孩子、送孩子礼物，也会吓唬不听话孩子的神仙。

    二是我住院后，倩娃发现夜深人静后，姥姥经常独自一人出去。出于好奇，她有一次悄悄跟去看个究竟。只见姥姥站在我家屋背后的一堵小墙前，手在墙上划着什么，口中念念有词。姥姥回来后，倩娃问她干什么去了。姥姥异常紧张，说这事你别管。也不能对别人说。我求菩萨了，菩萨也答应了，毛的病快要好了。

    别看姥姥目不识丁，但在大事面前却不含糊。有一次，我哼唱着当时流行的藏族民歌，第一句歌词是“毛主席呀派人来”姥姥听后，大惊失色，压低声音说：“可不敢这样唱了。毛主席是谁？就是皇上。派是啥，就是造反、篡权哩。我娃可不能这样唱了，惹祸呢。”

    姥姥对新的事物接受得还挺快。家里新买的钢精锅，她甚是喜爱。逢人就讲用钢精锅比风箱灶火大铁锅省事多了，蒸一锅馍只用八分钟等等。我母亲笑她说，她就没有表，怎么能知道是八分钟。再则，她蒸的馍有的干脆就是粘的，没蒸熟。

    姥姥进城生活，使用电灯数年，一直没搞清一个问题，她询问了包括我在内的好多人，但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这是问题就是：电灯那么亮，为什么几年不添灯油？而且就找不到添灯油的地方。

    姥姥有严重的腿疼病。那时也没有什么药，一犯起来就直捶腿。我知道，生我那年，西安奇冷，几十年不遇的大雪地里，姥姥抱着不满百日的我，上厕所时不慎摔了一跤，为了护住我，膝盖硬上直楞楞地跌在地上。从此落下这个病根。

    “唉，我这腿，真有一千斤重。”姥姥叹气地说。

    我一声不语，心里算计：一个人能抬多少斤重的东西？姥姥的一条腿有一千斤重，那么，她死后，要多少人才能抬得动她呢？我发愁了。

    姥姥的年岁越来越大，体力也越来越差了。我上学后，为了减轻姥姥的负担，父母让我在母亲的学校里上灶。每次回到家里，姥姥都要问我在学校吃的啥，好吃吗。我大声告诉她，在学校吃得可好了。她又问有家里的饭好吃吗。我说比家里的好吃多了。每当这时，姥姥总是慈祥地一笑说，外面的饭怎么能比家里的好吃呢。你爱吃就好。如果想吃家里的，我随时都给你做。

    彤和倩娃也到父亲单位上灶。家里吃饭就剩姥姥一个人。姥姥的体力越来越差，差到连自己的生活也难以自理了。文革开始那年初，姥姥终于回老家住了。

    那是个雨雪霁霁的清晨，天气特别冷。姥姥由她的外孙，大荔县的李世杰接走。我和我哥、我爸等人到解放门长途汽车站送行。姥姥上车后一个劲地挥手，说天冷，早点回去吧。但我舍不得回去。跟姥姥相处的日子无所谓，一旦要分手，不知何时再能相见，心里就酸酸的。

    汽车开走了。带走了姥姥，也带走了我的一腔心思。

    以后，表叔李世杰那里不断传来姥姥的消息。姥姥年岁大，辈份高，多年未回老家，前来看望的亲友络绎不绝。她老人家整天乐得合不上嘴。以后，在我老姑家待久了，又到辛庄我奶奶家住一段，再往后，就这两处来回换着住。住在哪里，我父亲就每月给那里寄去一二十元钱。

    文化革命开始了。西安首先乱了起来。大荔那边不断传来消息，说姥姥整天惊慌失措。担心爸爸妈妈在单位挨整，直说要回西安看看。世杰叔等人的再三劝阻下，她不提说回西安了，却每天在墙上画些莫名其妙的符号，乞求神灵的保佑。

    文革第二年，即1967年春，我姨结婚，我和我妈到大荔县辛庄。外婆家在村东头，姥姥当时住在奶奶家，在村当中，相距仅不足一里路。姥姥听说我回来了，从一大早就在院子门口等待。当见到丁香树旁她老人家身影时，我不顾一切地扑到她的怀里，用手抚摸她的面颊。小时候，我和彤常常这样摸她的颧骨、面颊，因为，她的面色白里透红，面颊的皮肤特别细腻、光滑。有时俩人争着摸，就每人摸一侧。

    这时的姥姥，已年过八旬，依然精神矍铄。一见我，她的眼睛就湿润了。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一种光芒，一种充满疼爱、期待的光芒。也许，以前她的眼睛里常有这样的光芒，只不过我没注意发现而已。

    她带我进了院子。院里的枣树挺拔、石榴树硕大，满院的苇儿花、扁竹花、丁香惹来了一群群的蜜蜂。

    姥姥的房子是间约六、七平方米的偏房，狭小阴暗，一进屋就一股煤油气味。除了一张炕，仅有一个大木柜，姥姥说那是存生产队分配的粮食用的。柜子也当桌子用，上面简单地置放着一个小镜子、一个热水瓶、一个小瓷罐里，插着一束丁香花。看样子，是当天早上新摘的。炕沿边放着夜壶。地上扫得干干净净，炕上叠得整整齐齐，柜子上擦得一尘不染。看来，生活清贫，却也十分干净。

    姥姥仔细询问了西安家里的事，我为了安慰她，就说西安没有武斗，我家里也没出什么事。谁知这样一说，姥姥更疑惑了。认为我没说实话，在胡弄她。

    我要离开辛庄了。姥姥又站在院门口丁香树旁向东张望。不知等了多少时间，我从外婆家来向姥姥道别。她老人家手里拿着一个剥好的煮鸡蛋，已经凉了好长时间了。姥姥有手颤的病，手指甲把嫩白的鸡蛋抠得尽是黑疤。这次，姥姥没多说话，把鸡蛋塞在我手里，让我快点吃。

    我走了。一步三回头地走了。走出很远，直到看不清姥姥了，视线中的姥姥与丁香树融为一体。

    第二年，姥姥糊涂了。而且越来越重，周围的人一个也不认识。但嘴里整天“纪娃、纪娃”地喊。纪娃是父亲的小名。是在姥姥八十多岁生涯中相处时间最多的人，也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人。以后，我达茂贤等人时常逗弄姥姥，就说自己是纪娃，姥姥总是一阵惊喜，继而是眼睛灰暗、一脸失望。

    那时，国家陷于危难之中。我家能有什么好事呢？关牛棚的关牛棚，下放的下放。妻离子散。各顾不暇。也就谈不上照顾姥姥了。我去三线劳动，又分配了工作。一直没有回大荔。但我给在大荔工作的倩娃姐写信，每次都忘不了叮嘱她替全家多看望、照顾姥姥。

    我始终不好意思追问父母，在全家处境最困难的时期，是否没有每月及时给老家寄姥姥的生活费。因为，我听说，奶奶和茂贤有时给姥姥说难听话了。

    又是丁香花盛开的季节。1974年4月12日，接到了茂贤的电报，说是姥姥病危。我和父亲火速赶往大荔县，到达辛庄时，已是下午四时左右。我姐倩娃已经先期到达。一进院子，我直扑姥姥的房间。一声“姥姥”泪如雨下。这时的姥姥，身体已经瘦干了，象一副骨头架子，以前光润的脸象一具骷髅，皮肤上的褥疮一块连一块。我把她翻过身来，后背、屁股上的皮肤已经全部溃烂了。气若游丝，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无论千呼万唤，毫无反映。

    奶奶说，姥姥近来一直昏迷不醒，四、五天水米未进了。两天前大喊了一声“我活不成了！”之后就再也没出声。

    姥姥的亲戚全到齐了。村医来号了脉，说五脏中的肝脉已经摸不到了，估计就是近两三天的事了。天黑该睡觉的时候，我非常坚决地劝退了所有的人，包括奶奶家人、父亲和各门亲戚，由我独自陪姥姥睡觉。尽管房里气味非常难闻。

    我独自躺在姥姥身边，摸着她的手，回忆着老人家扶养我们的一幕一幕。昏暗如豆的油灯下，我一会儿把耳朵贴在她面前听一听，是否还在呼吸。

    我逐渐瞌睡了。打一个盹，就赶紧听一下姥姥的呼吸。然后继续打盹。

    第三次打盹醒来后，我发现灯油耗尽，熄灭了。一摸，姥姥已经凉了。这时，是4月13日的凌晨2时许。我小心翼翼地捧起姥姥的遗体。她象一根枯柴，轻轻的，根本不是我小时候所想象的千斤重。我赶紧叫来父亲等人。

    姥姥的墓地，选在村南的集体墓场。下葬那天，我采了一大把丁香花，抛在墓穴里。我想让丁香的气味永远伴随她老人家。

    我找了一块大城砖。在上面刻写：“姥姥之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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