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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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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还酣睡着,呼吸均匀有力。她的嘴半张着,似乎想绽出一丝微笑或者说句什么话,在使人平静的被子下面,她年轻丰满的胸脯柔和地隆起。窗口露出最初的晨曦,但是冬日的黎明晨光熹微。日夜交错时半明半暗的光芒游移不定地在酣睡的万物之上涌动,掩盖着它们的形体。

    费迪南轻手轻脚地起了床,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往往工作做了一半,会突然抓起帽子快步走出屋子,到田野里去,越走越快,越跑越快,直到精疲力竭,突然在陌生地区的不知什么地方站住,双膝索索发抖,太阳穴的脉搏突突直跳。或者他在热烈的谈话中间,突然抬头凝视,再也听不懂别人说的话,听不见别人提的问题,非得使劲控制自己才能收住心神。或者晚上脱衣服时他会走神,把脱下的鞋拿在手里发愣,呆呆地坐在床沿上,直到妻子叫他,或者靴子突然骨隆隆地掉到地上,他才怵然惊醒。

    他此刻刚从有些闷热的卧室走到阳台上,觉得有些寒意。他不由自主地把双肘紧贴身体,好暖和一些。眼前山坡下的景色还完全笼罩在浓雾之中。平时从他那建在高处的小屋远眺,苏黎世湖宛如一面磨光的镜子,倒映出天上匆匆驰过的片片白云。今天在湖面上涌动着一层厚厚的乳白色泡沫。他的目光所及,手所触摸,一切全都潮湿、昏暗、滑溜、灰暗。树上滴下水珠,梁上渗出潮气,渐渐从雾气中升起的世界,就像一个刚从洪流中逃出的人,身上还一串串地往下滴水。透过浓雾,传来人声,咕噜咕噜,沉闷模糊,犹如溺水者的痰喘。有时也传来铁槌敲打的声音和远方教堂的钟声。平素如此清朗的钟声此时听上去湿淋淋的,像是锈铁的响声。在他和他周围的世界之间横亘着一片潮湿的黑暗。

    他觉得寒气袭人。可他仍然站着,双手更深地插在衣袋里,期待着雾散天晴,一览无余的景色。浓雾犹如一张灰纸,开始慢慢地从下往上卷起,他感到无限眷恋山坡下这可爱的景致,他知道一切都井然有序,只是被清晨的雾霭遮盖,那美丽景色明晰清楚的线条平时使他自己的心境豁然开朗。多少次,由于心烦意乱,他走到这窗前,从眼前平和宁静的景色找到慰藉;对岸的房屋,亲切友好地一幢挨着一幢。一艘汽艇轻巧安稳地分开澄蓝的水面,一群海鸥,欢快地在湖岸的上空飞翔,从红色的烟囱里冒出缕缕炊烟,像弯曲的银线冉冉上升,飘入连续不断的午间钟声,所有这一切如此明显地告诉他:和平!和平!他分明了解这个世界的疯狂,竟然会一反常态,相信这些美丽的标记,他竟然会因为这新选择的故乡而有好几小时忘记了他的故国。

    几个月前,他为了逃避这个时代,逃避周围的人,从正在交战的国家来到瑞士,感到他那残破不堪,伤痕累累,被恐惧和惊慌弄得烦乱不堪的心灵,在这里渐渐平复,伤口渐渐愈合。这里的景色使他心绪宁和,那纯净的线条和色彩呼唤他去从事艺术创作,因此每当眼前景色幽暗,就像在这破晓时分,浓雾把他眼前的一切全都遮盖之时,他总感到自己己和从前判若两人,并且又有动力推他向前。这时他心里突然对一切在山下笼罩在黑暗中的人们,对他故乡的人们,对那些也是这样沉没在远方的人们产生无限的同情,对他们和他们的命运有着无限的同情,无限渴望和他们紧密相连。

    在雾霭中的什么地方,教堂钟楼的钟敲了四下,然后为了报时,又以更清亮的声音,敲了八下,钟声响彻三月的清晨。他觉得自己置身于高塔的尖端,说不出的孤独。眼前是广袤的世界,他的妻子在身后她梦乡的黑暗之中。他内心深处萌生强烈的欲望,想撕破雾气筑成的这道柔软的墙壁,到个什么地方去感受自己确已醒来,生命确实存在。他仿佛把目光从自己身上射向远方,他觉得在村子尽头,在坡下灰蒙蒙的一片之中,沿着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道路一直向上延伸,通向山岗,仿佛那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挪动,是人还是动物。很小的形体为薄雾所遮盖,走了过来,他先是感到一阵喜悦,除他以外居然还有人醒着,可同时也感到好奇,焦急、病态的好奇。那灰色的形体现在向前移动的地方,有个十字路口,通向邻村,或者通到山上:那陌生人似乎在那儿稍稍犹豫了一下,吁了口气,然后慢悠悠地沿着羊肠小道登上山来。

    费迪南感到一阵不安。这陌生人是谁,他问自己,是什么无形的压力驱使他离开他昏暗的卧室的温暖,像我一样,走出门去,踏入这清晨的寒冷?他是要到我这儿来?他想找我干什么?现在,近处雾己稍散,他认出来了:这是邮差。每天早晨,钟敲八下,他就爬到这山上来。费迪南知道是他,也想像得出他那木然的脸,蓄着水手的红胡须,须根已经变白,还戴着一副蓝眼镜。他姓鲁斯鲍姆,而费迪南则管他叫“鲁斯克纳克”因为他动作生硬,神态俨然。这个邮差总是把那黑色的大包威严地往右边一甩,然后庄重地把信件交给人家。看到邮差一步一步地迈步登山,把邮袋挎在左边,努力迈动短腿,神色相当凝重地走着,费迪南不由得想笑。

    可是突然间他感到自己的双膝直哆嗦。举到眼睛上的手像瘫痪了似地掉了下来。今天,昨天,这几个礼拜的不安,又一下子涌来。他心里感觉到,这个人正向他走来,一步一步地,是冲他一个人来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打开房门,从他酣睡着的妻子身边溜过去,急急忙忙地走下楼梯,沿着两旁都是篱笆的小道迎着来人走下坡去。在花园门旁,他碰上了邮差“您有您有”他连说了三次才把话说出口来:“您有什么东西给我吗?”

    邮差抬起沾满雾气的眼镜看看他。“是的,是的。”他猛地一下把黑邮包向右边一甩,伸出手指——因为在寒雾中冻得又湿又红活像粗大的蚯蚓,——在信件中掏摸,费迪南索索直抖。邮差终于把信掏了出来,一个褐色的大信封,上面印着“官方文件”四个大字,下面是他的姓名“请签字。”邮差说道,舔湿复写笔,把登记簿递给他。费迪南很快地写下了他的名字,由于激动,字迹无法辨认。

    然后他抓过那只又红又肥的手递给他的那封信。但是,他的手指如此僵硬,信件从指间滑落,掉到地上,掉进湿土和潮湿的落叶之中。他弯下身子去捡信,一股霉烂的恶臭直冲他的鼻腔。

    就是那件事。现在他知道几周来是什么东西扰乱了他内心的安宁了:就是这封信。他违心地期待着从荒唐、粗野的远方给他寄来的这封信,这封信寻找着他,用死板的、打字机打出的字句扑向他那热气腾腾的生命,扑向他的自由。他感觉到这封信从不晓得什么地方向他走来,就像一个在翠绿的密林中巡逻的骑兵,感到一根看不见的冷冰冰的枪管向他瞄准,里面装了一小粒铅丸,想射进他的肌肤深处。看来反抗是白费力气。他一夜夜在脑子里想来想去的那些小小的诡计,全是徒劳:现在他们还是找到他了。不到八个月以前在边界那边,他赤身裸体站在军医面前,因为寒冷和恶心而浑身发抖。那军医就像一个马贩子,捏捏他手臂上的肌肉。他从这种屈辱认识到,在这个时代,人的尊严已丧失殆尽,欧洲已堕落到奴役之中。两个月之久,他强忍着在爱国主义滥调的污浊空气中生活,但是渐渐地,他感到憋气。他身边的人张嘴说话,他就觉得看见他们舌头上粘着谎言的黄苔。他们的话,使他反感。看到冻得发抖的妇女们,天还没亮,就拿着装土豆的空口袋,坐在市场的台阶上,他的心都碎了:他攥紧双拳,到处溜来溜去,感到自己火气很旺,而且充满仇恨。由于自己的愤怒荏弱无力,他对自己也产生反感。多亏有人为他说情,他终于得以和他的妻子一起移居瑞士:他越过国境线时,血液突然涌上面颊。他脚步踉跄,不得不紧紧抓住柱子。他第一次又感到自己是人,感到生活,事实,意志,力量又属于他,他的肺叶张开,从空气中呼吸自由。祖国,现在对他来说只是监狱和压力。异国成了他的世界故乡,欧洲成了人类。

    但是这种欢快、轻松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恐惧又接着涌来。他感到,带着他的名字,他不知怎地还陷在后面这片血腥的密林之中,他感到有什么东西,他既不知道,也不认识,却知道他,不肯放过他,有一只彻夜不眠的冷冰冰的眼睛,从看不见的什么地方正窥视着他。他于是缩着脖子,躲在壳里,不看报纸,这就不会看到要他报到的命令,更换住宅,掩盖自己的踪迹,让人把信件都寄给他的妻子,留局待领,避免和人交往,免得人家提出问题。他隐名埋姓,遁迹于苏黎世湖畔的这个小村子里,向农民借了一幢小屋。他从不进城,而是派妻子去买画布和颜料。但是他始终很明白:在某一个抽屉里,在千万张纸片当中夹着一张纸。他知道,有一天他们不知何地,不知何时,会拉开这个抽屉,——他听见,有人关上抽屉,听见打字机嘀嘀嗒嗒地响着,写下了他的姓名,他知道,这封信随后就会传来传去,直到最后把他找到为止。

    如今这封信,冷冷地,具体地,在他的手指当中沙沙作响。费迪南努力使自己保持平静。“这张纸在这儿对我来说算得了什么?”他自言自语“明天,后天,在这儿的灌木丛上将会开放出成千上万张,几十万张纸片,每一张都和这张一样和我无关。这‘官方文件’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我非读它不可吗?我在人们当中并不担任什么官方职务,也没有任何官方职务可以把我管住。我的名字怎么在这儿——这难道就是我?谁能强迫我说,我就是它。谁能强迫我非读这里面写的东西不可?要是我读也不读就把它撕掉,纸片就一直飘到湖边,我就一无所知,别人也一无所知,没有一颗水珠会比原来更快地从树上滴落地上,我嘴唇呼出的气息也不会变样!除非我想要知道,我才知道有这张纸,它怎么可能使我不安?可我不想知道它。除了我的自由,我什么也不要。”

    手指一使劲,想把那硬硬的信封撕破,撕成碎片。但是奇怪:肌肉不听他的使唤。他自己手上不知有什么东西违背他的意志,因为他的手不听使唤。他整个灵魂都希望他的手指把信封撕碎,它们却小心翼翼地把信封打开,哆哆嗦嗦地把一张白纸展开。上面写着他已经知道的事情:号码34。729f。根据m市区司令部的指示,清阁下至迟于三月二十二日前往m市区司令部八号房间报到,再次接受兵役合格检查。军方证件由苏黎世领事馆转交,为此,您务必亲自前往领取。

    一小时以后,他又走进房间,妻子笑吟吟地迎上前来,手里捧着一束没有扎好的春花,妻的脸庞无忧无虑,光彩照人。“瞧,”她说道“我找到什么了!这些花就在那儿,在屋后的草地里盛开,而在树木之间的背阴地里还有残雪呢。”为了让妻高兴,他接过了鲜花,向花束弯下身子,免得看见他的心上人无忧无虑的眼睛,然后急匆匆地逃到小阁楼上,他的画室就布置在那里。

    可是工作很不顺手。他刚把一块空白的画布放在面前,上面就突然出现那封信上用打字机打的字句。调色板上的颜料,看上去像是泥泞和鲜血。他不由得想到浓血和伤口。他的自画像放在半明半暗的地方,让他看见下巴下面有个领章。“疯狂!疯狂!”他大声嚷道,脚跺着地,把这些杂乱的图像驱走。但是他的双手索索直抖,膝盖下面的地面在摇晃。他不得不坐下,坐在小板凳上,缩成一团,直到他妻子叫他去吃午饭。

    每一口饭都噎住他。上面,在嗓子眼里,塞着什么苦涩的东西,他每次都先得把它咽下去,而它每次又翻了上来。他弯着身子默默无语地坐着,发现妻在观察他。突然他感到妻的手轻轻地放在他的手上。“你怎么了,费迪南?”他没有回答。“你是不是得到坏消息了?”他只是点了点头,使劲地咽了一口唾沫。“军方的消息?”他又点点头。妻沉默了,他也沉默不语。这个思想一下子挺立在屋里的什物中间,粗大而又沉重,把一切全都挤到一边。它神手神脚粘粘糊糊地贴在刚动过的饭菜上,它像一只潮乎乎的蜗牛,爬到他们的脖子上,使他们直打寒噤。他们不敢彼此对望,只是弯着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这个思想形成的难以忍受的重负就压在他们身上。

    最后,妻问道——她的嗓音里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他们叫你去领事馆了?”——“是的。”——“你去吗?”他哆嗦了一下。“我不知道。不过我不去不行啊。”——“为什么不去不行?你在瑞士,他们没法对你发号施令。你在这儿是自由的。”他从咬紧的牙齿缝里恶狠狠地喷出一句:“自由!在今天谁还有自由?”——“每个想要自由的人都有自由。你尤其自由。这是什么?——”她把他放在面前的那张纸轻蔑地扔在一边——“这对你有什么约束力,这张废纸,一个可怜见的官厅书记员涂过的废纸。对你,对你这个活生生的人,对你这个自由自在的人有什么约束力?它能把你怎么样?”——“这张纸是没有力量,但是把他寄来的人可有力量。”——“是谁把它寄来的?是哪一个人寄来的?那是部机器,是架巨型的杀人机器。可是它抓不住你。”——“它抓住了千百万人,为什么偏偏抓不住我?”——“因为你不愿意。”——“那些人也不愿意。”——“可是他们当时没有自由。他们是站在枪林当中,所以他们就去了。但没有一个是自愿去的。没有一个人会从瑞士回到这地狱里去。”

    妻控制住自己的激动,因为她看到,他很痛苦。她心里涌上一股同情,就像是对一个孩子。

    “费迪南,”妻说道,依偎着他“你现在设法头脑冷静地想想。你吓坏了,我明白,这阴险的野兽突然扑到你身上,这是会使人惊慌的。可你想想,我们是估计到这封信会来的。我们谈这种可能性已经谈了上百次,我为你感到骄傲,因为我知道,你会把它撕成碎片,你不会让你自己去干杀人勾当,你不知道吗?”——“我知道,鲍拉,我知道,但是”——“你现在别说话。”她催促道“你现在不知怎么搞的,已经给抓住了。想想我们的多次谈话,想想你写的那份材料——就在写字台左边的抽屉里——你在这文件上宣称,永远也不拿起一件武器。你已经下定决心”他跳起身来。“我从来就不坚定,从来就心里没底。一切都是谎言,是躲避我的恐惧。我说这些话是为了自我陶醉。可是这一切只有在我还自由的时候才是真的。我从来就知道,他们一叫我,我就变得软弱。你说吧,我在他们面前发抖?他们可什么也不是啊——只要他们没有真的到我心里去,否则他们就是空气,空话,什么也不是。可是我在自己面前发抖,因为我一向知道,他们一叫我,我就会去。”——“费迪南,你要去吗?”——“不,不,不。”他一跺脚,站了起来“我不要,我不要,我心里一点儿也不愿意。可是我会违反我自己的意志去的。他们的威力的可怕之处,就是你会违背自己的意志,违背自己的信念去为他们效劳。如果你还有意志的话,——可是你手里刚拿到这么一张纸,你的意志就化为乌有,你就服从。你又变成一个小学生:老师一叫,你就站起来,浑身发抖。”——“可是费迪南,谁在叫你呢?是祖国吗?是个书记员在叫你!一个百无聊赖的办公室的奴隶!再说,即便是国家也没权力强迫一个人去杀人啊,没有权力”——“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再引证托尔斯泰的话吧!我可知道一切论据啊:你难道还不明白。我不相信他们有权力叫我去,不相信我有责任跟他们走。我只知道一种责任,那就是做人、工作。我在人类之外,别无祖国,我没有杀人的野心,这一切我都知道。鲍拉,这一切我和你一样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过,他们已经抓住了我,他们在叫我,我知道,尽管有上述种种,我还是会去。”——“为什么?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他呻吟道:“我不知道。也许因为现在世界上疯狂比理性更强。也许因为我不是英雄,正因为如此,我不敢逃走我没法解释这事,这是一种说不清的压力:我没法砸烂这勒死了两千万人的锁链。我做不到!”

    他把脸埋在两只手里。他们头上的时钟走来走去,活像一个站在时间岗亭前的哨兵。妻在微微地哆嗦。“有人在叫你去,这我明白,虽然我并不理解。可是难道你就没有听见这里也有呼唤你的声音吗?难道这里就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你留恋?”他猛地跳了起来。“我的画?我的工作?不!我已经没法再作画了。今天我就感觉到这点。我已经生活在那边,不再生活在这里。现在,当全世界都变成瓦砾的时候,再为自己工作,这是犯罪。不该再为自己感受,不该再单单为自己生活!”

    她站起来,转过身去。“我从来也不认为,你是单单在为自己生活着。我以为我从前以为,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她说不下去了,泪如泉涌,使她语不成声。他想安慰她,可是在她的眼泪后面射出的却是愤怒,把他吓退了。“去吧。”她说道“你去呀!我对你来说,算什么呢?还抵不上这一张废纸。那么你要走,你就走吧。”

    “我不想去,”他用拳头无奈而愤怒地敲着桌子“我不想去,但是他们要我去。他们坚强,而我软弱。他们几千年来锻炼了他们的意志,他们组织严密,诡计多端,他们早有准备,像个晴天霹雳,向我们袭来。他们有意志,而我只有神经,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你没法对付一台机器。倘若他们是人,你还可以抵抗。可这是一部机器,一部屠夫的机器,一台没有灵魂的工具,既没心脏,也没理性,你没法反抗它。”

    “要是非反抗不可,是能够反抗的。”她现在像疯了似的叫道“你不能反抗,我能!你要是软弱,我可不软弱,我不会屈服于这样一张破纸,我不会为了一句话把活生生的一条命送掉。只要我还能影响你,你不会去的。你病了,我敢保证。你是个神经质的人,盘子碰出声音,你就会吓一跳。每个医生都会看出这一点。你就在这儿进行体检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将把一切都告诉医生。他们一定会放过你。你必须抵抗,咬紧牙关,坚决贯彻你的意志。你想想雅诺,你那位巴黎朋友:他让人把他关在疯人院里,观察了三个月,他们用检查来折磨他,可是他挺过来了,直到他们把他放掉。你必须表示不愿意。千万不能投降。事关全局:别忘了,他们要你的命,你的自由,你的一切。你必须抵抗。”

    “抵抗!怎么能抵抗?他们比所有的人都强,他们是全世界最强大的。”

    “这话不对!只有在大家都愿意跟他们走的时候,他们才强大。人总比概念强大,但他必须保持他的人格,有他自己的意志。他必须知道他是人,想永远做人。那么,他们现在用来麻醉人的所有的话,祖国啦,责任啦,英雄业绩啦,全都会变成空话,发出血腥味,发出温热的活生生的人血的血腥味。你老实说吧,难道你的祖国就像你的生命一样重要?难道一个换了君主的省份,对你来说就和你用来作画的右手一样亲近?我们用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鲜血在我们心里树立一种无形的正义,你除了相信这种正义之外,还相信什么别的正义吗?不,我知道,不信!因此如果你要去,你是在对自己撒谎”

    “我不愿意去”

    “这不够,你已经根本没有自己的意志,你让人家决定你的意志,这就是你的罪行。你把自己交付给你深恶痛绝的东西,你为此投入你的生命。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干你自己信仰的事情?为你自己的思想流血——那好!可是为什么为别人的思想去流血?费迪南,别忘了,如果你有足够的意志,愿意保持自由,那么,那边的那些人会是什么呢?凶恶的傻瓜而已!如果你意志不够坚强,他们抓住你了,那你自己就是个傻瓜,你自己老是对我说”

    “是的,我说过,一切都说过,胡说一气,胡说一气,为了给我自己壮胆。我说过大话,就像孩子在阴森的树林里,因为心里害怕而唱歌一样。这一切都是谎话,现在我毛骨悚然地感觉到了这点。因为我一直知道,你们要是叫我,我就去”

    “你去?费迪南!费迪南!”

    “不是我!不是我!是我心里的什么东西去了——它已经走了。我跟你说过的,我心里的什么东西站了起来,像学童站在老师面前,浑身哆嗦,百依百顺!与此同时说的话,我全都听见,我知道,你的话一点不错,千真万确,符合人性,十分必要,——这是我惟一该做,必须做的事情——这点我明白,我很明白。因此如果我去,那就非常卑鄙。但是我要去,我已经鬼迷心窍了!你瞧不起我好了!我自己也瞧不起我自己。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非去不可!”

    他用两个拳头猛敲着面前的桌子。在他的目光里闪烁着一些迟钝的、兽性的、囚徒似的东西。她不敢直视他,她爱他,惟恐自己会瞧不起他。餐桌上的饭菜还没撤走,放着的肉已经冷却,活像死尸,面包又黑又皱,活像炉渣。饭菜闷热的蒸气弥漫整个房间。她感到一阵恶心,直冲咽喉,对一切都感到恶心。她推开窗户,空气涌入房内;三月份湛蓝的天空在她轻轻抽搐的肩上升起,朵朵白云掠过她的秀发。

    “看,”她说道,声音更低“往外看!只看一次,我求你了,也许我说的话,并不全对。话总说不到点子上,不过我现在看到的,却是千真万确的,它不会骗人。山下有个农夫在扶犁,他年轻,强壮。为什么他不让别人把他杀死呢?因为他的国家没有打仗,因为他的田地离开那边有一段距离,那边的法律就不适用于他。你现在就在这个国家,那边的法律也管不着你。一项看不见的法律,只在若干个计程碑以内有效,越过这些碑石就不再有效,这样的法律能是真的吗?看到这里的和平景象,你难道感觉不到这种法律的荒唐?费迪南,你瞧,湖上的天空是多么晴朗,你瞧,这缤纷的色彩,正等着大家去观赏愉悦,你到窗边来,再对我说一遍,你愿意去”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你知道我不愿意去!干吗非要我看这些?我什么都知道,都知道,都知道!你只是折磨我!你说的每句话都使我痛苦。什么都对我无济于事!无济于事!”

    看到他这样痛苦,妻子心软了。同情使她力量消失。她轻轻地转过身来。

    “什么时候费迪南他们要你什么时候到领事馆去?”

    “明天!其实,昨天就该去了。但是这封信没送到我手里,他们今天才找到我,明天我非去不可了。”

    “你明天要是不去呢?让他们等好了。他们在这儿拿你无可奈何,我们对这事并不着急,让他们等上八天吧。我写信告诉他们,你病倒在床上。我哥哥也这样干过,从而赢得了两个礼拜时间。最糟的情况,无非是他们不相信你,把领事馆的医生派到山上来,跟这位医生也许可以谈谈,不穿制服的人,总有更多的人性。也许他看见了你的画,认识到这样一个人是不该上前线的。就算这帮不了忙,至少也赢得了八天时间。”

    他默不作声,妻感到,这沉默是反对她的意见。

    “费迪南,答应我,你别明天就去!让他们等着。你得作点精神准备。你现在六神无主,他们爱怎么摆布你就怎么摆布你。明天没准他们还比较强大,过了八天,说不定你就比他们坚强。你想一想,这样做,我们往后的日子会多么美好。费迪南,费迪南,你听见了吗?”

    她使劲摇晃他的身子。他目光空空洞洞地望着她。在这呆滞茫然的目光里,没有一点她说的话的痕迹。只有从她不知道的深处升起的恐惧和惊慌。渐渐地他才把心思收回来。

    “你说得有道理,”他终于说道“你说得对,这事不急。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你说得对,我明天肯定不去,后天也不去。你说得对,难道这封信一定会找到我?我就不能出门去远足吗?我就不许生病吗?不行——我给那个邮差签了字。不过这没关系,你说得对,我得好好想想!你说得对,你说得对!”

    他站起身来,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他机械地重复着,但是听上去并不完全信服。“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他完全心不在焉地,思想迟钝地老重复着这句。妻感觉到,他的思想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远远离开这里,早就跟那边的人在一起,早就置身于厄运之中。这没完没了的“你说得对,你说得对”只是从嘴唇边滑出来的一句话而已,她再也听不下去了。她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听见他还一连几个小时在房里踱来踱去。就像一个俘虏囚禁在他的牢房里。

    晚上他仍然碰都没碰他的晚餐。他身子有一股子僵硬呆滞,心不在焉的神气。直到夜里,妻才在身边感觉到他活生生的恐惧;他紧紧搂住妻的柔软温暖的肉体,仿佛想逃到妻的身上,他热烈地抽搐着把妻紧紧搂在怀里。可是妻明白,这不是爱情而是遁逃。一阵痉挛,在他一阵热吻之中,妻感觉到一滴眼泪,苦涩带有咸味。然后他又默不作声地躺着,有时候妻听见他在呻吟,于是把手伸过去给他。他握住妻的手,仿佛在她手上找到了依傍。妻不说话;只有一次,妻听见他抽泣,便想安慰他:“你不是还有八天吗,现在别想这事。”——可是妻自己也感到羞愧,竟然劝他去想别的事情,因为从他冰凉的手狂跳的心,她感觉到,只有这一个思想占据了他,并且对他发号施令。没有任何奇迹能把他从这个念头中解救出来。

    在这屋子里,沉默和黑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重。全世界的惊恐都冷冰冰地集中在这四壁之间。只有挂钟坚定不移地往前走着,这钢铁的哨兵,一步步地往前走着。妻知道,每走一步,这个人,她身边的这个心爱的活生生的人就离她远一步。她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她跳了起来,把钟摆握住。现在再也没有时间了,只剩下恐惧和沉默。他们两个默默地躺着,挨在一起,一宿无眠,直到天明。在他们心里,思潮起伏,一刻不停。

    他起床的时候,还依然是冬日清晨,光线昏暗,绒毛一样的寒霜浓雾沉重地笼罩在湖上,他迅速地披上衣服,犹豫不决、茫无头绪地从一个房间快步走到另一个房间,接着又走回来,直到他突然一把抓起帽子和大衣,轻轻打开屋子的大门。后来他常常回忆起,他的手碰到冰冷的门索索直抖,他胆怯地回头张望,看是否有人在一旁窥探他的行动。果然,他的狗像看见一个蹑手蹑脚的小偷似地向他扑来,认出是他,又低下头来温顺地让他爱抚,然后拼命地摆动尾巴,只想能陪他同行。可是他摆手把它赶了回去——他不敢出声。接着,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的慌张,就突然沿着羊肠小道,快步走下山去。有时候,他停下来,回来看看他的房子慢慢消失在雾气之中,然后他又被无形的力量推着往前,他跑了起来,磕磕绊绊地,仿佛有人在追他。他一直跑到山下的车站,到那儿才停住脚步,汗湿的衣服冒出热气,额上沁出了汗珠。

    有几个农民和普通人站在车站上,他们都认识他,向他问好。有的人似乎情绪不坏,想和他攀谈,可是他躲开他们,缩到一边。他心里又羞又怕,现在没法和人家谈天。然而面对着这潮湿的铁轨空等一气,他又感到痛苦。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他站上一架磅秤,扔进去一枚硬币,望着挂在指针上面的那块小镜子,看自己气色灰败、汗水淋漓、直冒热气的脸,一直等他走下磅秤,钱币在秤里掉下,叮当乱响,他才发现,他忘了看指针标的数目字。“我疯了,完全疯了。”他轻轻地喃喃自语。他对自己感到恐惧。他坐在凳子上,想强迫自己把所有的事情想想清楚。可是信号钟声在他身边猛然响起,吓得他直蹿起来。火车头已经在远处吼叫。列车轰隆轰隆地开来,他跳进一节车厢,有张报纸脏兮兮地掉在地上。他捡起报纸,直瞪着它,却不知道在读些什么。他只看见自己的双手拿着报纸,抖得越来越厉害。

    列车停住。苏黎世到了。他摇摇晃晃地下车。他知道,那无形的力量要带着他到那儿去,他感觉到他自己的意志在进行反抗,可是软弱无力,越来越弱。他还不时进行小小的意志力的检验。他站在一个广告牌前面,强迫自己从头到尾把这广告读上一遍,以此证明他还能自由地控制自己。“我不着急。”他小声地对自己说。可是这句话还挂在这喃喃自语的唇上,那无形的力量已经带着他往前走去。他心里烦乱不堪,焦躁异常,就像一台马达,催他向前。他束手无策,东张西望,想找一辆汽车。他的双腿一个劲地哆嗦。有辆汽车从旁开过,他叫住车子,跳了上去,像个自杀的人一头栽进河里。报了街名:领事馆的那条街。

    汽车呼地一下驶去。他身子往后一靠闭上眼睛。他觉得自己仿佛风驰电掣般驶向深渊。他觉得汽车以高速度把他带向他的命运,这速度给他一种轻微的快感。这样被动地呆着,他觉得很舒服。车已经停住,他下车付了钱,跨进电梯。不知怎地,这种快感又一次出现,这样机械地让人驱车疾驰,并且被电梯带着直往上升,仿佛不是他自己在于这一切,而是一股力量,那陌生的捉摸不定的力量,在强迫他这样干。

    领事馆的门还关着。他摁了一下门铃。没人回答。他的心猛地一抽:回家,快走,快下楼梯!可是他又摁一次门铃。门里响起拖沓的缓慢的脚步声。一个仆人折腾半天把门打开,穿着衬衫,手里拿着抹布,显然是在打扫各个办公室。“您要干吗”仆人没好气地冲着他嚷道。“通知我到领事馆来的。”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居然在一个仆人面前这样语无伦次,他又感到无比羞愧。

    仆人生气地转过身子,放肆地说道:“您就不能念一念下面牌子上写的:办公时间是十点至十二点,现在这儿没人。”不等他说话,仆人就砰地一下把门关上。

    费迪南站在那里,缩成一团。心里感到羞愧,他看了看表,现在是七点十分。“疯了!我是疯了!”他嗫嚅地说道,像个年迈苍苍的老人,哆哆嗦嗦地走下楼梯。

    两个半小时——这段空白的时间他觉得可怕,因为每等一分钟,他就感到耗去一分力量。现在他振作起来,有所准备,一切都预作周密思考,每句话都要说得恰当妥贴,整个场面都在心里预演了一遍。可现在这两个小时像道铁幕落在他和他那贮存的力量之间。他惊慌失措地感到,心里的全部热劲已经消散,想好的话在仓皇遁逃之际奔突乱窜互相碰撞,一句一句地从他的记忆里抹去。

    他原来是这样设想的:他一到领事馆,立即让人通报要见负责军事事宜的处长,他和此人有一面之交。有一次他在朋友那里认识了这位处长,并且和他谈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不论怎么说,他反正认识他的对手,一个贵族分子,穿着时髦,善于交际,自以为态度友好,为此沾沾自喜。喜欢表现自己为人慷慨,心胸宽大,竭力不使自己以官员的面貌出现。这些人都有这种虚荣心,他们不知怎地都希望被人看成是外交官,是能够自己作主的人物,费迪南就打算押宝押在这一点上:让人通报,带着社交界彬彬有礼的风度,先和此人泛泛地谈谈一般性的事情,然后问起他夫人是否安好。这位处长必然会给他让座,递上香烟,然后看他沉默不语便客客气气地问道:“有什么事我能为阁下效劳?”得由这位处长开口问他,这点很重要,不可忘记。接着他就相当冷漠,无动于衷地答道:“我收到一封信,要我到m市去进行体验,这想必是个误会。我当时曾经明确无误地被宣布是不适合服兵役的。”这话必须说得非常冷淡,让此公马上看出,他把这件事只看成小事一桩。这位处长紧接着便——他很熟悉这个漫不经心的神气——拿起这封信来,向他解释,这次只不过是复查,他想必在报纸上早已看到过军方的要求,以前体验不合格的人这次也得报名参加。接着他就又一次非常冷淡地耸耸肩膀,说道:“原来如此!我根本不看报,我没那份时间。我得工作。”对方想必马上就会看出,他对这场战争是多么漠不关心,是多么自信,多么无拘无束。这位处长当然得向他解释,他必须服从这个要求,处长本人对此深表遗憾,不过军事当局以及其他等等说到这里,大概是态度严厉的时候了。“我明白,”他必须这样说“可是我现在完全无法中断我的工作。我已经和人家有约在先,要举办一次我个人全部作品的画展,我不能把我的合作者弃之不顾,我说了话就要讲信用。”他接着要向这位处长建议,或者推迟他体检的日期,或者让这里领事馆的医生为他复查。

    到此为止,一切都满有把握。从这里开始,便会出现几种可能性。要么这位处长干脆利索地表示同意,那么至少赢得了时间。可是万一此人客客气气地——以那种冷冰冰的、躲躲闪闪的神气突然摆出公事公办的面孔——向他解释,这可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无法通融,那就必须显出坚决的态度。他必须首先站起身来,走近桌子,声音坚定,必须非常非常坚定,不屈不挠,以一种发自内心的果断口气说道:“这点我明白,不过请您记录在案,本人由于经济方面的责任,无法立即应召,我得先尽这道义上的责任,为此推迟三周。本人自担风险。不言而喻,本人并不想逃避对祖国应尽的义务。”对于这几句挖空心思想出未的话,他特别得意。“记录在案”“经济方面的责任”——这些词听上去就事论事,全是公文的腔调。倘若这位处长还让他注意这件事情法律上的后果,就该把嗓音变得更加严峻,冷漠地及时了结这段公案。“我懂得法律,也很清楚法律上的后果。但是对别人的承诺,对本人来说便是最高的法律。为了遵守这个法律,本人必须承担任何风险。”然后迅速地鞠一躬,干脆利索地中断这次谈话,向门口走去!必须让他们看看,他并不是普通的工人或者学徒,等着人家打发他走,而是一个自己做主的人,谈话什么时候结束,由他作出决定。

    他踱来踱去,把这场该说的话默默地背诵了三遍,整体结构,语气他都非常满意,他已经迫不及待地盼着那个时刻到来,就像演员等着人家暗示,好接着说出自己的台词一样。只有一处他还觉得不太称心:“本人并不想逃避对祖国应尽的义务。”谈话必须多少有点爱国主义的客气成分,这点必须要有,以便让人家看到,他并不是执意违抗,不过还没作好准备,他虽然承认——当然只是在他们面前承认——这必要性,但并不认为适用于他自己——“爱国主义的责任”——这个词书卷气太重,太像陈词滥调。他考虑了一下,也许换成:“我知道,祖国需要我。”不行,这更可笑。或者最好是:“我并不想逃避祖国对我的召唤”这样是好一些。不过也不行,这一处他不喜欢。奴气太重,这样鞠躬,身子多弯了几公分。他继续斟酌。最好说得非常简练:“我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对,这才对。这句话可以翻过来倒过去,可以理解也可以误解。听上去简洁明确。这句话完全可以说得独断专横:“我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几乎像是个威胁。现在一切都很妥帖。但是,他又神经质地看了看表,时间还是过得太慢,现在才八点。

    他沿着马路信步向前,不知道往哪儿去,于是他走进一家咖啡馆,想看看报纸。可是他感到,那些字句使他心烦,报上也到处写着祖国和责任,这些词句扰乱了他的方案。他喝了一杯甜酒,又喝第二杯,为了压一压他喉咙口的苦味。他苦思冥想如何打发这些时间,一面把他假想的谈话碎片一而再地拼凑起来。突然他摸了摸自己的面颊:“没刮脸,我没刮脸!”他急忙跑到对面理发馆去,剃头,洗发,花去了他半小时的等待时间。接着,他又想起,他必须穿着时髦,这在领事馆里非常重要。他们对穷鬼才趾高气扬,呼幺喝六,你要是衣着时髦,谈笑自若,举止潇洒,他们就立刻对你另眼相看。这个想法使他陶醉。他让人家把他的外套刷得干干净净,跑去买了一副手套。他挑来挑去,费了不少心思。黄颜色,不知怎地过于扎眼,太像花花公子;珠灰色收敛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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