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一八八七年的春天,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因操劳过度把身体累坏了,还没有完全恢复。荷兰-苏门答腊公司案和莫波图依兹男爵的庞大计划案,人们依然记得很清楚。这些案件与政治和经济关系很密切,不便在我的回忆录中加以描述。但是换个角度来说,这两起案件又那么复杂与特殊,使我的朋友有机会证明一种新的斗争方法,这方法是他在毕生与犯罪行为作斗争中所使用的所有方法中的一种。
我仔细地查阅了笔记,发现在四月十四日那天,我曾收到一封从里昂发来的电报。电报上说,福尔摩斯先生在杜朗旅馆里卧病不起。没过二十四小时,我就赶到他的病房,看到他的症状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厉害,这才放心。像他这样钢筋铁骨般的体质,在两个多月里,在调查的劳累之下,最终也垮了下来。在这两个月里他每天至多睡四个小时,而且他还对我说,有一次他甚至接连工作了五天。即使是喜悦也没有办法让他在这样可怕的疲劳之后恢复过来。在他的名字响遍了整个欧洲,以及各地发来的贺电堆积如山的时候,我发现福尔摩斯仍然感觉很痛苦,三个国家的警察都失败了,而赢的却是他。他挫败了欧洲技艺最高超的诈骗犯玩弄的鬼把戏。尽管是这样,也不能使他打起精神。
过了三天,我们一块儿回到了贝克街。环境改变对我的朋友明显会更好一些。乘此大好春光,到乡下去呆一个星期,这种想法对我也充满着巨大的吸引力。我的老朋友海特上校在赖盖特买了所别墅,最近他说,只要我的朋友愿意,可以和我一块儿去,他会很乐意款待他。福尔摩斯同意了。在从里昂回来一个星期之后,我们来到了上校的住所。海特是一个洒脱利索的老军人,见多识广,他很快发现福尔摩斯和自己谈得来,这正是我所预见到的。
在我们到的那天傍晚,刚吃过晚餐,我们坐在上校的贮枪室里。福尔摩斯则躺在沙发上,海特与我正在兴致勃勃地看他那贮藏东方武器的小军械室。
上校突然说:“顺便说一下,我想拿一支手枪带上楼去,以防警报。”
“警报?!”“是的,最近在我们这个地区出了事,使我们大受骚扰。老阿克顿是一个富绅,可上星期有个人突然闯进他的住宅。他虽然没有受多大的损失,可是那家伙却仍然逍遥法外。”
“毫无线索?”福尔摩斯问上校。
“现在还没有什么线索,不过这只是小事情,是我们村子里一件小小的犯罪案件。在您办过这样的国际大案之后,它肯定不会引起您的注意吧,福尔摩斯先生。”
福尔摩斯摆了摆手,叫他不要夸奖自己。
“有何重要的线索?”
“我想没有,那些盗贼在藏书室里大搜一番,却没有得到什么。整个藏书室翻了个遍,结果只有一卷蒲柏翻译的《荷马史诗》,两只镀金烛台,一方象牙镇纸,一个橡木制的小晴雨计和一团线不见了。”
“真是稀奇古怪!”我喊道。
“嗯,这些家伙显然是顺手牵羊,碰到什么拿什么。”福尔摩斯在沙发上哼了一声。
“地区警察应当能从这些细节里看出点儿什么,”福尔摩斯继续说,“喂,显然是……”
我突然打断他,警告他说:“我们到这里是为了休息,我亲爱的朋友,在我们还非常疲惫的时候,请你务必不要着手搞新的案件。”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我们便转到轻松的话题上去了。
然而不管怎样,我作为医生提醒他的所有那些话都白说了。因为第二天早晨,我们正在吃早餐,上校的管家不顾礼节地闯了进来。
“您听到消息了吗,先生?”管家气喘吁吁地扯着大嗓门说,“在坎宁安家里!先生。”
“又是偷窃吧!”上校大声地说道。
“杀人了!”
上校吃了一惊。“我的上帝!”他说道,“那么,是谁被杀了?是治安官还是他的儿子?”
“都不是,先生。是马车夫威廉,子弹射透了他的前胸,先生。”
“那么,是谁干的呢?”
“是那个盗贼,先生,他飞快地逃掉了。他刚从厨房的窗户闯进去,威廉就碰上了他,为了保护主人的财产,威廉就死了。”
“什么时候?”
“昨天夜里,大概是凌晨一点。”
“啊,那么,呆会儿我们就去看看。”上校阴沉着脸,继续吃着早饭。
“这是一件很悲伤的事,”管家走后,上校补充说道,“老坎宁安是我们这里的头面人物,也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很明显,罪犯是那个闯进阿克顿家的恶棍。”
“也就是偷走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的那个人吗?”福尔摩斯说。
“对。”
“哦,这也许是一件最简单的事情。不过还是有点儿奇怪,是不是?在人们的感觉中,一伙儿乡村盗贼总是不断要改变他们的作案方式。昨晚在您谈到采取防范措施时,我记得我脑子里闪现过一个想法,这后方也许是英国盗贼最不被注意的教区了。由此可见,我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
“我认为这肯定是本地小偷儿干的,”上校接着说,“因为他们两家是本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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