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ole Grasset)也来了,琼斯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家,他和布里安特曾经在印度和孟加拉国参加过世界卫生组织消灭天花的行动,当时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就是格拉塞,最终天花被成功消灭了。反主流文化人士最为追捧的威维·格雷(Wavy Gravy)和他的妻子也在座,他们的旁边坐着印度亚拉文眼科医院(Aravind Eye Hospital)的创始人凡卡塔斯瓦米(Govindappa Venkataswamy)博士,这家医院为几百万因白内障而致盲的患者动了手术,让他们重见光明,当时印度白内障的患病率很高。布里安特给基金会设立的目标是支持像V博士(布里安特对凡卡塔斯瓦米博士的称呼)那样的专家,在南亚贫穷的乡村地区开设医院,帮助盲人重见光明。这一目标和消灭天花一样宏大。
史蒂夫认识其中的几个人。罗伯特·弗里德兰(Robert Friedland)和史蒂夫打了声招呼,正是弗里德兰促成了史蒂夫1974年的印度朝圣之旅。他当然也认识韦尔,尽管他觉得这支乐队在情感的表达与深度方面都不及鲍勃·迪伦(Bob Dylan),但还是很喜欢这支乐队。这次会议是布里安特邀请史蒂夫出席的,他们的相识缘于5年前的印度之行。弗里德兰给史蒂夫寄了一篇1978年的报道,详细描绘了消灭天花的行动是如何取得成功的,也谈及了布里安特筹建基金会的计划,史蒂夫立马给布里安特寄了5000美元,作为基金会的启动资金。
参会人员形形色色,有印度教徒,有佛教徒,有摇滚歌手,有医生,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大家都聚在这间由联合基督教会运营的会议室里。在这间会议室里,虽然史蒂夫不能像在苹果公司那样成为发号施令的老大,但他应该觉得如鱼得水。史蒂夫经常冥想,也理解精神升华的内涵。事实上,他去印度就是为了向尼姆·卡洛里·巴巴(Neem Karoli Baba)大师学习(人们也称之为马哈拉杰–吉,Maharaj-ji),不过在史蒂夫到印度的几天之前,大师已经圆寂了。史蒂夫想要创建的不仅仅是一家普通的企业,他胸怀改变世界的强烈渴望。这间会议室里涌动的反传统、反建制的人文思想以及多学科的交流融合应该正是史蒂夫所渴望的。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却无法融入。
这间屋子里至少有20个人他不认识,他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大家依然在交谈,并没有安静下来,看来很多人根本不认识他,这一点让他很惊讶,尤其是在旧金山湾区。苹果公司已经取得了傲人的成绩:电脑的月销量从1977年年末的70台增长到了如今的3 000多台,没有一家电脑公司有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史蒂夫相信明年的销量会更高。
他坐下,开始听大家发言。筹建基金会的计划已经确定了,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向全世界宣传基金会,如何介绍基金会的计划以及参与基金会的人员。史蒂夫发现绝大多数观点都非常天真,更像是家长会上讨论的内容。除了史蒂夫,大家都在热烈地探讨着如何做好一本宣传小册子。宣传小册子?这就是这群人能想到的最佳宣传方式吗?这群所谓的专家也许在他们自己国家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但是在美国,他们那一套显然已经落伍了。如果缺乏卓越的讲故事的能力,再宏大的目标都无济于事,这是显而易见的。
讨论还在继续,史蒂夫发现自己在神游。“他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显然还带着参加苹果董事会的派头,”布里安特回忆道,“但消灭失明、天花等疾病与运作一家公司是截然不同的。”他时不时会大声插话,语带讽刺地评论为什么这个想法或那个想法是不可能成功的。布里安特说道,“他很快就成了个惹人嫌的家伙。”终于,史蒂夫再也忍受不了了,他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