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后是姐姐的尖叫、我的发怒、父亲的歇斯底里,最后是全家人的抱头痛哭。
很烂的剧情吧?把母亲扶上床,把姐姐安抚好,又和她一起完成了对父亲的喂养和身体清洗,把他扶回房。关门的时候,我对着空气这么问。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问谁,我老觉得有双眼睛在看着这一切,然后我问了第二句:故事到底要怎么走?
当然没有人回答。
父亲以为自己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他内心里已经编制了一套逻辑,按照这套逻辑,他最终能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体,重新扮演好曾经做得很好的父亲那个角色。
我也知道,这套逻辑,最后的终点必然是不可能完成的——父亲是因为心脏瓣膜脱落引发脑栓塞两次,家族内内外外的亲戚,把能问的医生都问过了,这堵塞在父亲脑子里的那块细小的瓣膜,不可能被消解,也不能用猛药一冲——如果冲到其他脑部部位,堵塞的是其他东西,又会造成另外部位的瘫痪。他不可能找回自己的身体了。这个残酷的答案我心里很清楚。
我特意到图书馆查找了瓣膜的样子,它小小的,在你的心脏里一张一合,像一条鱼的嘴。就是这么一个小东西,它现在关住了父亲的左半身。
我还知道,这套逻辑父亲实践越久,越努力坚持,最后触礁的那个烈度就越大。但我不敢拆解父亲这套逻辑,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办法。
总得有个人提供一套希望的逻辑,让全家进行下去。
那时即将入秋,有天晚上,他兴奋地拉住我讲,他明白过来了,自己的左半身就是脉路不通。“我不断活动,活血冲死血,冲到最后,我的另一半会活过来的。”我表演得很好,他相信我非常认可他这个想象。
在这个想象下,他可以接受拐杖作为暂时的帮助。他第一天试验,从家里走到弯道市场要多久,走到来不及回来吃午饭,最后是我们三个人兵分三路,拿着饭,终于在不远的拐角处找到他——我走过去大概二十分钟,却是他一早七点多拼命挪动到下午一点的结果。
但他却觉得这是个好的开始。“起码我知道现在的起点了。”他和我说。
第三天,他的整体方案出来了:早上八点出发,走到那个小巷的尽头折回来,这样他可以赶在十二点回来吃饭,吃完饭,休息一个小时,大概一点半出发,走到更远的弯道市场,然后他可以在晚饭七点钟赶回来。晚上则是在家里,坚持站立,训练抬左脚。
我至今感谢父亲的坚强,那几乎是最快乐的时光。虽然或许结局注定是悲剧,但一家人都乐于享受父亲建立的这虚幻的秩序。
每天母亲严格按照父亲列的时间表,为他准备好三餐,并且按照他希望的,每餐要有蛋和肉——这是长力气的。他常常说,以前当海员扛一两百斤货物没力气的时候,吃了肉和蛋,就马上扛得起了。现在他想扛起自己。
每天晚上所有人回到家,都会陪他一起做抬左脚的运动。这运动经常以家庭四人比赛的方式进行,我们都有意无意地让他赢,然后大家在庆祝声中,疲倦但美好地睡去。
我们享受这种快乐,因为这是唯一的快乐了。父亲心脏手术一次,中风两次,住院四次,即使有亲戚的帮助,再殷实的家底也空了。
留下来的加油站,错过了归顺中石油的良好时机。父亲生病前,对方提出合作,最终因父亲的病痛搁置了——也错过了进一步的扩建和升级,竞争力明显不行了。小镇的人,从内心里会更喜欢入海口那个面积很大,设备很好,还有口香糖和饮料送的大加油站。
为了生计,加油站还是必须开张。母亲唯一依靠的,是她的好人缘。她有种力量,不卑不亢却和蔼可亲,让人感觉是一个有主见的老好人。这让许多乡邻愿意找她聊聊天,顺便加油。
刻意和不刻意,附近的街坊约定着,无论入海口那加油站有多好,必然要到我家那小店来加油,虽然这里加油还是全人工,虽然母亲算数实在太差,算不好一百扣去六十二要找多少钱,而且常常不在——经常要赶回家为父亲准备各种药物、食物,洗衣服,但街坊宁愿在那等着。
姐姐和我后来也去加油站帮忙。每天母亲做饭,我和姐姐先去抽油——就是把一些油装在大可乐瓶里,摩托车来加油,一瓶就够;抽完油,我们把需要挪的油桶挪好,尽量帮母亲处理好一些重活。
然而,重活还是有的,比如那种大机板车,每次加油要一整个小桶。这对我家来说是大生意,但对母亲来说是过重的负担。有次她抬那油桶,抬到一半坐到地上偷偷哭起来,车主那六十多岁的母亲看不过去,也过来帮忙,搞得全身是油污。后来在彼此的默契下,机板车慢慢把时间调到五点半过后来加油,那意味着,我和姐姐可以帮忙了。
傍晚母亲、我和姐姐一起扛油桶,回家和父亲一起做抬左腿运动,每晚睡觉几乎都是自己昏睡过去的,但嘴角还留有笑容。
我投入到似乎都忘记,那终点注定是失败,注定是一场无法承受的剧痛。
但至少,这样的日子下来,家里竟然有点储蓄了。这让我们放松许多,在此之前,我们可以感觉到,没钱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困顿,还有别人有意无意的疏远和躲避——即使心再好,谁都怕被拖累。
而这种眼神对母亲又刺激极大。
母亲是个极硬气的人,她若察觉到别人对她一丝的同情,就会恶狠狠地拒绝别人的好意,也有些人摆着施舍的姿态前来加油,这反而激起母亲那毫不客气的反击。
有次进门,看到母亲恐慌地躲回家里。她惶恐不安地和我说,刚有个男的开着小汽车来加油,一下车就问你父亲好不好,我说很好啊,他嘿嘿笑了一声,说他以前曾混在你父亲底下的小帮派,时移世易,人生难料,他指着自己的车,说,你看,一个这样,一个那样。
母亲气急了,把油桶往地上一扔,说,这油不加了。
那男的也被激怒了,大声凶,我是帮你们,还这么不知好歹。
气急的母亲,从路旁拾起一块石头,想都没想就往那车上扔。哐当,石头在车上砸出了一条痕。那男人气急败坏地追上来,母亲转身就跑,跑到一个地方,泪已经糊了脸,拿起另一块石头,追回去,往那男人一扔,竟然扔到那男人的头上,血顺着他的脸流下来。
母亲听到身后是一片喧哗声,但她怕极了,往家里死命跑,到了家里,关上铁门、木门,又跑进卧室关上房门,自己一个人呜呜地哭。直到我回到了家。
“我当时气急了。”她不断解释,像个做错事的小孩。
我知道,其实她不是气,或者不仅仅是气,那男人的每句话,都刺痛了她的内心。
最后,是我陪着母亲在晚上去看那好一会儿没有人管的加油站。我们做好了心理准备:被砸了?油被抢了?甚至,被烧了?其实我们也知道,无论哪种结果,对这个脆弱的家庭肯定都很难承受。
像是电视里的中奖节目,好不容易到了最后一关,最终要开奖前的那种表情。母亲一路上边捂着自己的眼睛,边往店里走。
油桶没乱,油没丢,甚至桌椅都被整齐摆好。桌子上放了一张一百块,和一个空的小油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