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O一章 聪明人与强者

步步实施，总有全面推行的时候。关键是看，愿不愿意将国家的钱花在这上面。”

    李翊浵道：“对反对这个议案的宰相来说，墨太平的承诺是件糟糕的事，这加大了民众对议案实施的期望，同时也点燃了民众的愤怒。”

    母亲信中后面的内容引发了萧琰很深的思考。

    她说：“贫穷是一种病，而且是世上最可怕的疾病，它能摧毁一切，道德、伦理、秩序；受困于病中的人，当有一线希望时，会不顾一切的伸手抓住它，谁敢阻挠他们，愤怒的火星会点燃，最终成为燎原大火。

    “宝树，我们生下来就是锦衣玉食，体会不到什么是贫穷，书上说的饥寒交迫、贫病交加、无钱买药的绝望，我们能从文字上理解同情，却终究只是文字，不可能真的感同身受。要想世族出身的皇帝和宰相真正体味百姓之苦，那是很难的。如果发生水灾旱灾蝗灾，朝廷会认真救济，希望少死些人，不要出现流民，成为王朝不安的隐患；但没有这些灾害时，皇帝和宰相不会去想怎么让百姓富裕起来，他们最多考虑的是减少对百姓的压迫，让百姓还能吃得起饭，然后都安安分分的，不要去想造反。

    “太宗皇帝写的《亡朝史鉴》中，提到王朝覆灭之因：一是帝王残暴无道，如夏商二朝；二是急征暴敛，劳役重，百姓不堪其苦，如秦之亡；三是诸侯分国列强并立，中央无力控制，再遭外族入侵便亡，如西周、西晋；四是吏治败坏，国家颓败日复一日，最终身染重疴，民乱四起，如两汉之亡。太宗说，王朝要想统治长远，就不能犯上述这四条。所以，大唐的皇帝们都很重视不能苛捐杂税，不能乱征徭役，重视对边镇武将的约束，重视吏治整饬，重视对世家权力的平衡，做到了这些，国家就太平了。下面的百姓再弱一点，愚一点，做顺民，这样就更好统治了。

    “但这些，都是历代王朝统治的模式。哪个王朝初期不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但到后来呢，至多不过两三百年统治——夏商那不算，国小民少，就像大唐的一个道，最多两个道，统治个四五百年有何骄傲的？周朝不必提，东周就是春秋战国，早就不复王朝了。现在一些儒生推崇‘上三代之治’，真是可笑。这个不扯远了，若按照这个统治模式，大唐不过两三百年，或三四百年，单是土地兼并，就会走入民变蜂起的局面。而李氏不是被民变掀翻，就是被另外的世家代替，于是进入新的王朝，然后又是同样的轮回。

    “真正的改变是在高宗时代。如果没有高宗，大唐走的，也是这样一个轮回。从高宗起，大唐的国风变了，确切的说，是国家的根本思想变了。高宗说：大唐要做帝国，不要做王朝，王朝是狭隘的，是一家的朝，帝国是广阔的，是君主和所有臣民的国，君主有君主的责任，臣有臣的责任，民有民的责任，各尽责任，而帝国各保障其利益，帝国才会成为众人共同使力的大船，永远航行不倾覆。

    “高宗说：大唐帝国必须强大，不仅国家强，君主强，还要大臣强，国民强。只有民强，才能迫使上面的大臣强。民和臣都强了，最上面的君主不强都不行。高宗说，不要寄望于君主的自我修养和贤明，不是叫一声‘圣人’就是圣人了，只有压力才能逼迫人强大，坐在这个御座上，是至高权力，也是至高责任，至艰重担。如果承受不了这个压力，这样的弱者，不够资格做大唐的君主。高宗说：当年太宗皇帝可以选择朕的母亲做君主，而放弃他这一支的血脉，为了大唐帝国由强者来继承，朕同样可以；朕的子孙也必须可以。

    “高宗不是说空话——她从来不说空话，说了都要做——为了让后代继任的皇帝们都有压力，不得不成为强者，高宗制定‘强民，育民，富民’三项国策，刻碑立于太庙，而且制定《帝宪》，将这三策放入《帝宪》中，同时给大唐的君主制定了更高的标准和更远大的目标，她说这就是大唐帝王的宪典，后世帝王子孙中如果能超越她的功绩，可以推翻它，或重订它，但在推翻或重订前，必须遵照执行，否则就是违帝宪，宗正寺长老和天策上将组成的监宪会可以依宪行废立君主事。”

    母亲写的这些萧琰在史书读过，但《高宗实录》里没有记得这么详细。她读史书比较晚，九岁开始读《华夏通史》，母亲说知道大概历史就行了，说年纪长了有了分辨力思考力再去读史书，才不会被史书牵着走，十一岁时进了恒安院，母亲才允许她跟着四哥学习读史，她学《帝国通史》时就喜欢高宗，再细读帝王实录，最喜欢看的就是《高宗实录》，制定《帝宪》那段记载便是她喜欢高宗的原因之一。

    她记得回清宁院后，曾经对母亲说起读这段史书的感想，母亲当时的表情是怎样的呢？萧琰记得，母亲当时是微微笑了，一向平静、清漠的眼睛，如有星辉洒入，泛着柔和的光辉，“哦——”母亲当时悠长的哦了一声，悠远的声音道：

    “她是这样说的：一个真正强大的帝国，必定是有忠诚又强大的子民，一个真正强大而有智慧的君主，必定是有强大而有智慧的臣民。惧怕臣民太强的君主，那是弱者。期望治下都是愚笨的顺民、觉得更容易统治、更能够长治久安的君主，那是愚蠢的君主。夏朝怎么亡的？被一小群虎狼领着一大群的奴隶推翻。秦朝亡于什么？一群强征的平民戍卒首先造反。东汉亡于什么？一群裹了黄布巾的农民造反。这些是不是愚民？能有多少智慧？我可不希望我后代的子孙，是一些只想统治一群弱鸡的懦者，或者是希望统治一群愚民的蠢货，真是丢我的脸，以后我有在天之灵肯定降一道雷劈死他们。为了不劈死他们，我决定制一个《帝宪》，给他们保命。”

    母亲说到这里哈哈笑了起来，是那种很愉快、很欢乐的笑。

    萧琰也笑得滚在榻上，觉得母亲对史书的诠释太好笑了。

    但如今回想，便觉得这真的是高宗皇帝当时对母亲说的话，不是史书记的那种简练有文采，而是平实的，生动的。而母亲的笑不是因为这些话本身，更可能是想起了高宗当时说话的神情，是霸气的？眯着眼冷笑的？还是高深算计的？……萧琰想不出，但一定是母亲喜欢的样子。

    萧琰很少见母亲那样笑，如今仔细回想，那少见的几次，都与她读史后回来说高宗皇帝的事迹有关，母亲总是用“哦——她是这样说的”这种语气开头，有一些妙语风趣让萧琰笑得不行，又有一些平实中却见深刻的话，让萧琰觉得感动。

    母亲说“她是这样说的”——“真正的强者治下，统治强民、智慧之民，所以强者越来越强。强者治下，统治弱民愚民，强者也会变弱，而后代会越来越弱。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这是天道，自然界禽兽相争，人也如此，帝国也如此，不争则不强，不永远向前，做到强者愈强，要么三百年，最多四百年，大唐就会衰弱到灭亡了，被新生而起的强者取代。大唐要做千年帝国，每一任君主，都必须真正的强大。”

    史书中不会出现“真正”这个词，但萧琰在母亲的话中，却经常听到“真正”一词，萧琰现在知道了，高宗皇帝是真的喜欢用这两字，以作强调和区别，真正的强大不是显于表面的强大，也不是力量、实力或哪一方面才能的强大，高宗指的是心，是灵魂，只有心灵强大的人，才能拥有海一样的广阔，地一样的厚实，和天一样的无畏。萧琰对此深怀敬意，武道修行也如此，没有一颗强大的心，无法走得更远。

    高宗在定“富民”国策时说：贫穷是一种病，而且是世上最可怕的疾病，它能让道德无存，伦理无存，礼义无存，人和禽兽无异，也能让最底层、最怯懦的人奋起反抗，为活命而挣扎的百姓，他们的愤怒能燃烧成燎原火焰，烧毁一切。

    那些困于疾病之苦，以及忧惧得病无钱医治的平民，如今便是如母亲信中所说的“当有一线希望时，会不顾一切的伸手抓住它，谁敢阻挠他们，愤怒的火星会点燃”，反对议案的宰相就真是架在火上烤，引起众怒了。

    这种舆论连世家宰相也不能不畏惧。

    何况世家中，那些旁支远支，不是每家都富有到不需要公利医疗。世家主如果反对这个议案，在本族中必定要失去一些人心。

    萧琰心想，阿娘下封信要说的第五个聪明人肯定是圣人了。

    圣人不会反对这项议案，因为强民富民本就是历代皇帝执行的国策，公利医疗也在强民富民之内，相比世家宰相往往从阶层利益出发，皇帝更看重整个国家的大利益，如果这项利国利民的体制不会动摇国家财政，圣人就会想办法去推动它实施——当然，现在已经不用陛下亲自出手了。

    但萧琰没想到的，阿娘信中说的第五个聪明人，居然是她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