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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不知道是哪一排,有一个孩子两只手开始撕包装袋,无奈力气太小。最后使足了吃奶的劲儿。只听见“嘭”的一声!小面包从突然扯开的包装袋里飞了出来。
飞过了后面好几排人的头顶,然竟然刚好落在了朱总的饭盒里。
好在,朱总的饭刚好吃完了。
大概一小时后,飞机上喇叭再次响起,告知旅客半小时后讲到达目的地。
机外的天宇,渐渐地暗了下来,这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
“真的是快啊。”朱总感慨。
接着他说起了一段关于他小时候的记忆。
六十年代初,15岁的上海人朱总跟着父母来到贵州的一家工厂。那是他人生第一次坐上火车,年幼的他只记得睡了三天三夜,就来到了一个山沟,那里有着和上海一样的厂区,他的父母也将在这里工作。
当时,在全国范围,和他的父母一样的职工,有数百万人,被称为“三线人”,从1964年到1980年,三线职工建立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而他们自己,也离家万里。每年春节,从山沟沟回到大城市,宛如一场远征。
72年朱总第一次返乡,工厂里有3000多名上海职工,厂区人人讲上海话,到了春节,附近小车站会形成独有的“回上海”风景。
他和父母从贵州遵义站出发,坐三天三夜蒸汽机车绕道广西才能回上海。浓浓的黑烟从车厢里飘过,脸上扑满了煤灰。
就连在车上吃盒饭时,洁白的饭粒中时不时会飘来细小的煤灰颗粒,每到一个大站,车上的人争先恐后地下车洗脸。
当时很难买到卧铺票,他和父母只能趴在座位上睡觉,早晨一觉醒来,脖子居然落枕了。起床后要喝水还要等到下站后去站台接,没水就只能一直渴着。
76年,朱总第二次返乡,他专门跑到“工农兵车厢”,车厢桌子下面有个板子,他就这样在板子和行李架上躺了三天。那时,厂里的工会干部经常跑铁路,希望能加挂“探亲车厢”,但受限于运力不足。
说起来这些经历,到现在,朱总还是唏嘘不已。
林总似乎也很有同感,感叹道:“那时候每个地方都相差不多。到现在,交通条件今非昔比喽。”
王建东虽然没有过这样切身的经历,但是作为一名道桥人,对于朱总和林总的感慨,内心里还是很能理解的。
他甚至突然间发觉,要说眼前的这两位领导,都是道桥行业德高望重的老人了,林总甚至还是科学院学部委员,这在桥梁界,就更年高德勋了。
但是从自己和他们短短一段时间的交往来看,两位老人却似乎没有一点架子,根本连一点点也没有。
看着他们俩花白的头发,于王建东而言,更感觉他俩就像自己身边许许多多的普通老爷爷、普通老者那样,让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和毫无生疏的感觉,全然不是他们在工作、在科研时候的那个严肃认真的模样。
特别是林总,根本不像自己师傅有时候说的那样严肃呆板,和彷佛不食人间烟火。
终于,飞机开始下降。
模模糊糊中,透通过舷窗,能看见城市的灯火通明。
此时的王建东不再紧张,紧绷着的神经骤然放松下来。他盯着舷窗外面,任凭一颗又一颗“流星”从他的视野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