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怎么看?”
王建浦想了想,说:“要说起来如今的“下海潮’,我觉得可能还要从八十年代的第一波“下海经商”潮说起。”
史处长点点头,示意他继续往下说。
“在中国企业史上,1984年是个不同寻常的那年份。这一年前后,万科、联想、海尔、上海大众、健力宝……等等,这些现在中国风云驰骋的企业相继诞生。一批批科技人员的“下海”也让全社会都充满躁动。也正是因为如此,1984年成了许多人口中的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
王建浦说:说,当时的历史背景,主要有三。一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越来越多体制内的国家公职人员何科技人员开始向往外面精彩的世界。
二是这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一步打破了人们的思想禁锢,激发了人们跳出体制、投身市场经济之海的热情。
最后一点,当年“老人家南巡”及经济特区的示范效应,使得一大批嗅觉灵敏的先知先觉者纷纷踏上创业之路,从而掀起了以1984年为发端的第一波“下海”浪潮。
王建浦讲完,史处长沉默很久。
“在当年的创业者中,以个体户居多,其中很多人其实都是被逼无奈而自谋生计的城镇待业人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被动创业者。史处长似乎有感而发,接着说,
“当时来讲,下海一词本身,甚至都隐隐含有从高就低的意味。在那个年代,下海确实很被人看不起,就是那些勇敢者做的事情,这些勇敢者在过去就是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人。”
王建没有作声。
史处长说:“也许,当时那些下海者,他们寻找的不仅仅只是钱,可能还有生命的意义。所以只要体制透出一个小小的口,活力就会像水一样喷涌而出,打破了国有企事业单位“死水一潭”的局面!
“实际上,商海沉浮,风险往往与机遇并存。从响应号召而下海,支撑着这些曾经手捧“金饭碗”人们的,或许就是他们骨子里带的冲劲。这些早期“下海”的弄潮儿们,在为经济创造财富的同时,其实也走出了一条更能发挥自己潜质、更能提升自我价值的道路。”史处长停顿一下,说,
“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干部强调组织安排,忽视个性追求。干部似乎就是铁饭碗,不能变动。现在来看,显然是不对的。”
办公室里忽然间沉闷下来。
过一会儿,王建浦继续说:“今年年初,老人家完成了他的第二次南巡,而这次南巡在全国开启了全然不同的“下海”气侯。”
“有哪些明显不同,那你先说说看?”史处长问。
王建浦说:“南方谈话发表后,国家立即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过去颁发的约束经商的文件。《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鼓励人们“下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一轮“下海潮”席卷全国,其规模远超过80年代。这是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