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助理。
二人停下来休息。
郭琪对助理说道:“陈敬瑄知道我是无罪的,能充分理解我们的诉求。只是我闹得动静太大了,惊动了圣驾,如果不降罪于我,就不足以服众。你对我忠心耿耿,我也该报答你一下。”
说着,郭琪解下佩剑和印信——两样足以证明军官身份的信物,“你拿上它们,回去晋见陈长官,就说你在追杀我的时候,我掉进江里淹死,尸体被冲走,只缴获了我的佩剑和印信。到那时,陈长官一定会相信你的报告,在街市上悬挂印信佩剑,张贴安民榜,用来安定民心。你会得到重赏,而我的家人也能不再受牵连。我打算去淮南投奔老长官高骈。过段时间之后,你再秘密地把实情告诉我的家人,让他们放心。”
二人就此洒泪分别。
如郭琪所料,陈敬瑄重赏了这名助理,贴出安民榜,并赦免了郭琪全家。
郭琪也从此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至于他后来怎样,就无人知晓了。
成都兵变虽然有惊无险地收了场,但“长安帮”与“土着帮”的矛盾却没有得到缓解。
田令孜对“土着帮”的排挤打压,也更加顺理成章,不必再费尽心机地耍阴谋了,他可以借题发挥,利用这次兵变对西川军进行一次系统性地大清洗。
“长安帮”与“土着帮”矛盾的公开化,使“土着帮”彻底被踩在了“长安帮”脚下,失去了最后一丝尊严。
郭琪曾经是个忠勇的勇士,现在是个热血的汉子,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奋起反抗,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当权者一个警告。这个警告不仅仅是要求赏罚分明这么简单,而是希望当权者能够认真反省。
成都兵变,英雄晚节不保,这是郭琪的悲哀,更是大唐的悲哀。在这个时代,除了反抗,他还有另外两种选择,一是与田阉同流合污,就像绝大多数人一样;另一个选择则是以死明志,就像后世的岳飞。
郭琪对未来绝望了,对这个国家绝望了,他的正直不允许他与奸臣小人沆瀣一气,他的刚烈也不容忍他含冤受死。
他要在沉默中爆发,他要发出他的呐喊!
江山社稷、祖宗基业、三百年的国祚……如今,一伙贩私盐的流氓地痞,居然轻而易举地占据了长安,僭称帝号。连我们做臣子的都为之扼腕痛惜,你们这些手握神器的人,怎么能不自省?
我郭琪是不会杀进皇宫弑君乱国的,可谁能保证天下军士全像我郭琪一般?万一有那心怀篡逆之辈,前有安禄山、朱泚,今有庞勋、黄巢……皇上啊,您真能保证每一次都有惊无险?
田令孜,你祸国殃民,恶事做尽,我郭琪是无力杀贼了,可你自己就不想一想,大唐若亡,你还能再作威作福吗?莫不成黄巢也喊你“阿父”,像幼主僖宗一样侍奉于你?不为别人,就算为自己着想,你也该为大唐做些有益的事啊!
这也许就是他的内心独白。
郭琪只身一人,隐姓埋名,沿江顺流而下。
他寒了心、伤了心,却并不甘心。他想用他自己的方式对田令孜党徒发出一声呐喊,对大唐发出呐喊。
唐僖宗的确受到了震动,也跟重要的人员讨论。重要的人员,当然是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集团。
可想而知,对于本次兵变的盖棺定论,当然就是士卒心怀不轨,见国势轻微,趁火打劫,实在可恨。
“田公公说的对呀。”宦官们异口同声。
那以后应该怎样预防呢?
统一思想,把兵权交给值得信赖的同志,比如田令孜同志。
“田公公说的对呀。”宦官们交口称赞。
对西川官兵的清洗,变得顺理成章。
兵变发生后,左拾遗孟昭图上疏直谏,说皇上你逃离长安的时候,就没有通知文武百官,致使大量忠于帝国的高级官员全被草贼屠杀,前几日成都兵变时,您又是只带着田令孜、陈敬瑄和一帮宦官躲进城楼,紧闭城门,再次把文武百官弃之城外乱兵之手,幸亏郭琪没有胡来,众位官员才算捡了一条命……
身为谏官,孟昭图严厉指责唐僖宗种种不当行为,劝他亲贤臣、远小人,这样帝国的复兴还有希望。
孟昭图毫不客气地将矛头直指田令孜,更是喊出唐帝国是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的帝国,不是宦官的帝国;天子是四海九州的天子,不是宦官的天子。
孟昭图知道,唐僖宗不是唐太宗,他也不是魏征。他也知道田令孜把持朝政,控制了朝廷。
他不知道的是,田令孜到底控制到了什么地步。
皇上能看到的,都是田令孜想让他看的;皇上能听到的,都是田令孜想让他听的。所有奏章,必须先经过田令孜,经过筛查之后,才有可能转递到皇上手中。
孟昭图的这份奏章,当然被田令孜扣下。皇上根本没有看见这封奏章。
第二天,田令孜就假传圣旨,把孟昭图贬为嘉州司户。又派人在半路途中将他抛进蟆颐津,活活淹死。
从此,再也无人敢挑战田令孜的地位。
孟昭图事先预料到自己肯定会遭毒手,于是给一位忠心耿耿的家奴布置了一个任务:替我收尸,不要让我死无葬身之地。当他被阉党淹死后,该家奴眼含泪水,历经千辛万险,总算打捞起孟昭图遗体,并将之妥善安葬。
无论是郭琪发动的成都兵变,还是孟昭图的舍命死谏,都被田令孜一党轻松镇压下去,并且顺水推舟地进行政治大清洗。
或许在田令孜看来,天下唯有蜀地固若金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