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生涯。
广州是现实的,也是残酷的,我每天都在街上转着只想能够糊口。我没有多少化,我也没有社会经验,扛过沙包,也去工地搅拌过水泥,力气和二三十岁的比有差距,最终我谋得一份在广州拉黄包车的活儿,也就是人力车夫。
广州作为最早的开放城市,这里的一切对我这个乡下土包来说都是超乎想象的,这里的人脑精明。比如他们从香港进电产品回来加工,一块电手表的成本只要两元钱,但是批发出去就可以达到十块,很快当时我从那些坐在我车上的商人嘴得知,就这么一块表如果带到北方,那它的价格将会再翻两番。
这样的利润是建立在那个年代的信息不对称和资源缺乏的卖方市场,庞大的国人被革压抑了十年之后社会需求瞬间释放了出来,一盘盗版的卡带运到北方都会有人抢的头破血流。于是,半年后,我也加入了这个大军:倒爷!
我倒腾的第一笔货是喇叭牛仔裤,一共五十件,那是我在广州拉了整整半年黄包车攒下的,我再一次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在上海,我刚走出火车站之后就打开了包裹就地摆摊,不到五分钟,这批货被人一抢而空。欣喜若狂的我当天就定了返程的车票,从此,倒爷的生涯正式拉开帷幕。
衣服、电产品、音响制品,生活用品,五金机件,总之什么赚钱,什么货好拿我就拿什么。大约有一大半的时间,那阵我是在火车上渡过的,而去往的城市也仅仅是随着我能买到最快的北上列车,无论终点是哪里。
这样的生活我持续了半年有余,期间有亏有赚,亏的多半都是上当被骗,毕竟还是年轻。赚的呢也都寄回了老家。半年过去后,我本人依旧还是两袖清风,四海为家。
我和胖再见的时候是在西安,那一次带了一大箱的邓丽君卡带,市面上的畅销货。在西安老的城门楼下面,我一边啃着羊肉泡馍一边不急不慢的打开了拉链包,把那些卡带一张张的放在一块蓝布上。
“兄弟,这卡带咋个卖?”
我头也没抬随口答道:“一本五块,三本十块,要多少?”
那人说道:“这么贵,我看一本最多五毛钱,怎么样,就五毛我全要了!”
“滚、滚、滚!”我最烦这种没事找事的主了,我注意到眼前的那双脚还停留在原地,一只肉呼呼的手朝着我的卡带伸了过来。
“咦,你这人,我说了不卖!”我抬头一看,一张脸盆大小的脸带着深蓝色雷锋帽正冲着我“嘿嘿”直笑,那张大手抓起一把卡带掂量了几下道:“就五毛,卖还是不卖?”
“滚犊!”我站起来一拳打了过去,他还是那么的结实。
钟鼓楼广场一家饺馆叫“德发长”,我和胖的面前各摆着一坛杏花村,我是不胜酒力的,但是我还记得两年前我们分开的时候也喝了。
醉了是必须的,我们整整喝了一个下午。
胖绕道太原后回了成都已经是两个月后,转辗通过朋友找到了他父亲的战友打听到了家人的下落。他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在监狱里自杀了,是用长裤撕成了布条吊死在床档上的,他的老娘随后也跟着去了。俩夫妻死后尸体就被扔在人民南路的广场上,一连七天都没人敢去收尸,最后是他爸身前的几个部下偷偷找了俩独轮车半夜拉走的。
胖家的那个大宅也成了革委会办事处,他也就跟着没了去处,临走前,胖到汽车连去偷了一箱汽油半夜溜回了大院。那地方他太熟了,从小跟那长大,守院的狼狗以前都跟他在一个碗里吃饭,把那栋原本属于自家的宅用汽油浇了里里透透,一把火点了之后就开始逃。到现在,他也还是个黑户,有家不敢回,只能在西安这一带混混日。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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