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读某君须防文化大革命重启文

    毕竟是从文革动乱中“摸爬滚打”混迹出来的人，极个别民间“职业革命家”过不惯安定团结的和平操生日子，有“运动”的癖好，时不时就要整出一点动静，弄出一点波澜来，以便吸引公众眼球，彰显他的存在。像我们党视党的基本路线为生命线，始终揪住经济建设中心不放一样，民间“职业革命家”始终揪住政治话题不放。他们也有“一个中心”：抹黑开国领袖；也有“两个基本点”：恶意渲染大跃进与文革。这不，时值2016年，借文革发动50周年之机，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既有的公正结论于不顾，他们宣称要重新“深入讨论”文革，掀起新一轮非毛、反毛高潮。他们耸人听闻、煞有介事的口实是：不这样“文革就有可能再次重演！”

    与民间“职业革命家”虚无历史、否定一切、把话说死说绝的绝对思维定式不同，马列主义者对事物总是采取辩证分析、留有余地的态度。例如邓小平论文革：“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邓选第2卷，第149页）例如邓论毛泽东晚年错误：“总的来说，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邓选第2卷，第302页）例如邓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邓选第2卷，第182－183页）例如邓主持制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思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又如习近平论两个30年：“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4年6月第1版，第19页）又如习论毛泽东历史地位：“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转引自报刊文摘2014年10月10日第3480期）很可惜，民间“职业革命家”虽然宣称拥邓戴习，却对他们的权威论断，或者束之高阁，或者充耳不闻。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历史是千百万群众有意识的、能动的创造活动，它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轨迹，是多种力量因素综合作用的“合力”所造成的结果，是不依任何孤立的个人、哪怕是极其伟大人物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参见恩格斯致威？桑巴特，载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742页;同参卫兴华、赵家祥主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第136－137页）具体说到文革，它的发动、开展和结局，不是一种力量，而是多种拉力综合发力的结果。需要应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列宁语，转引自毛泽东：矛盾论，见毛选第1卷，第317页），不是简单搬用西方社科词典里“民主”、“人性”之类陈词滥调，就能说清楚话题的。笔者愚陋，所见不全，罗列与发动文革有关的因素，至少有以下12种：黄炎培发现的执政党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杜勒斯要“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称斯大林为“我们敬爱的父亲”的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全盘否定斯大林，蒋介石集团叫嚣反攻大陆并派武装特务窜犯沿海，党内分一二线之后在一线工作的同志与他治国理政的思路渐行渐远，国家干部官僚主义和共产党内特权现象的滋生，列宁关于小生产滋生资产阶级和对阶级敌人实行群众专政的论述，思想文化部门的工作令毛感到忧虑，党内最高端领袖级人物之间不善于和谐相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实现共产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不足的有关论断，领袖的人格形象及其思想主张在最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中享有无可置疑的无上威望，党中央集体领导制度和高级干部政治生活规矩准则不健全，等等。一言以蔽之，这些都是在邓小平带领全党搞清楚“什么是马列主义，怎样对待马列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之前的历史条件和时空语境里存在的因素。虽然说历史有时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受制于特定历史时期、特殊历史条件而发生的文革，当这些条件不可能重新出现时，文革是不会重演的。例如，毛泽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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