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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昆先生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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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敌情,问他:“可好带我过大河去?”

    他说:“你要过河,渡船口反动派要身份证。你没有身份证,是很危险的。”

    当时,我请求他给我出主意。

    “要末,你就和我揹盐车子。在过河时,手脚要快,但不要紧张。如果敌人要身份证,我先给他看,你就推车子慢慢走。”

    我就这样跟佘山过了河。

    在过河时,是一大早,还是第一船。自卫队揹着枪,还站在炮台上,没有下来检查。

    下晚,我才走到宋桥镇上,正往南走,不幸对面碰到了匪坿乡长陈达礼(已被我方镇压了)。该犯把我喊住,问我可认识他“你在哪里来的?”

    我说:“我们镇江人是靠做生意吃饭,出去做生意的。”

    “不要赖!你当新四军。大河东有多少新四军?”

    我想:“赖也赖不了。”就说:“我是当新四军。新四军要多,多得不得了;要少,少得一个也没有。”

    “你认识多少?”

    “我一个也认不得。”

    他火了,要把我带到匪乡公所去。

    我就扯惹儿,走到朱胖子杂货店里去,假马儿跟朱胖子要茶喝,意思想请他圆个弯儿。

    我慢慢地走到朱胖子柜台外边,陈匪走到柜台里边。朱胖子倒了一杯茶给陈匪,又倒了一杯茶给我。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较量,陈匪还是要我跟他到匪乡公所去。

    我说:“我还没有吃中饭,我不去。”

    朱胖子看到这个情况,就在旁边打圆场,说:“让张云昆到他哥哥家里去吃饭。有话到明天还好说。”

    一会儿,我就走了。

    我到我哥哥杂货店里(杂货店距离宋桥镇里把路)。哥哥看到我,很着急,怪我不该回来。我气愤地说:“杀头有我去杀,与你无关!”

    到了明天,也没有人来找我。我心想:“以后还会有人来找我。”一直过了年,到1947年2月底,也没有人找我过。

    我想,不来找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匪乡长纪鸣周,是陈达才的叔伯姐夫,想是陈达才帮忙的。二是纪同善是纪同乐的嫡弟弟,纪同善也做过新四军工作的,他和我关系很好,纪同善帮忙的。

    到了1947年正月,匪乡长纪鸣周召集匪保长,开始办奴化教育。全福元乡办了四个保的国民学堂,一个总校。总校设在新庄陈达才家里。当时,这些学堂都属于匪乡公所办的,不是匪县政府办的。(教育经费是匪乡公所捐的各保人民的大麦。)

    到1947年二月初,第四保的国民学堂还缺少一个教师,找不到人。其他四个学堂都开了学。匪乡公所里面的人都知道我没有身份证,走不了,就派人去找我,要我到第四保的国民学堂里去做教师。

    当时,我认为是陈达才介绍的。当时我想:“去又不好,不去又不好。如果真不去,匪乡公所一定会找我的麻烦。”当时,我想来想去,没有身份证,横竖走不了,去了以后,见机再作。

    第四保的国民学堂设在匪乡长纪鸣周家朝西三间瓦屋里。是匪乡长纪鸣周的哥哥——纪鸣武家给我代饭,我每天到他家去吃和宿。

    我在匪方任教师一学期。在这一学期期间,在四月四日那天,匪政府规定那天为“儿童节”那天日里,在新庄巷子口开庆祝大会,会后师生一起遊行。晚上,做反动戏。反动戏有几出。我只记得三出:一出上学堂好,是陈达才扮演的;一出是王瞎子算命,是匪纪同乐扮演的;另一出是延安,我和陈国钧(住宋桥镇)扮演的。陈国钧扮演的角色——毛主席,我扮演的角色——朱德。在演出的时候,陈国钧和我在台上跑了几圈,作逃跑模样。

    剧本稿儿是总校准备的,事先没有通知我。到演出时,才找我的。当时,如果我不肯参加演出,怕匪乡长纪鸣周找我,甚至会把我逮捕起来;如果我参加演出,怕今后是我历史上污点,污辱了我们伟大领袖,是罪该万死的。在这进退两难时,被环境所迫,不得不参加演出。这是我犯下了滔天罪行。

    以上情况,我已在交心运动中,向党交了心,以书面向党交代了。以后在丁埝小学全公社教师大会上,已经作了批判。

    我除了在匪方任教师四个月和一次反动戏,其他没有做过匪方任何事。

    我没有向匪乡公所自首请保具结,也没有供给匪方任何情报,没有出卖同志,更没有参加过匪方任何党派和任何反动组织。

    如果发现我参加过反动党团和反动组织,还仍然执迷不悟,隐瞒历史,抗拒不交,想猾过关去,死与人民为敌到底,甘愿受政府肃反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受奖”——处理。

    在1947年2月—1947年6月,我做匪方教师四个月期间,匪乡公所设在福元乡新庄。

    匪乡公所人员,我知道的有:

    匪乡长纪鸣周(在逃);匪纪同乐(在逃或在押);陈达礼,匪坿乡长。匪户籍干事缪元达(已死);陈达才,我不知他任何匪职。我只记得:有一次,匪方发救济干面,我和哥哥去挑干面,看他在记账、算账。这是那时、当时我在场看见的情况。

    我和陈达才是怎样熟悉的?

    1.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做塾师,他也做塾师。2.我经常通知他们,和我一起到南马塘区去开会。3.他订的江海报,是我负责传给的。4.有时候,他叫我到他家去玩玩。

    我就是这样和他熟悉的,别无其他关系。

    到1947年7月,我主动跟匪乡长的哥哥纪鸣武到上海去的。他在那时贩壮猪到上海去出卖。

    因为我在他家吃了四个月的饭,因此处下感情,所以他肯带我上上海去的。

    我到了上海,就找同乡人。恰好,找到了同乡人张金泉(家乡邻居)。他在上海老北门,摆糖果摊,卖糖果。我就和他一起合夥卖糖果,宿食都在马路上和巷子口。证明人:张金泉,现在家种田。

    以后,张金泉介绍我跟他姐夫相熟。(金泉姐夫挑旧货担子。)经他姐夫介绍,跟江南新四军埋伏在上海避风的干部汤贤、孙六寿相熟。

    我和他们相熟后,就共同商量安全和生活问题。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做生意,既可掩护真实身份,又能维持那时现状的生活。

    以后,由张金泉的姐夫大力协助,就在上海老北门侯家浜61号,开设旧纸店,买卖废纸。为了长期埋伏下去,他们想方设法,花了四元匪币金元券,一共买了三张身份证。这样才一直掩护到1949年五月上海解放后,我们三人才从上海回到了家乡。

    汤贤回到丹徒县工作。孙六寿回乡后,肺病加重,死了。

    我回到家乡后,在1949年7月又回到了宋家桥。7月,经陆龙同志介绍,到朱陈小学工作。当时文教助理是谢仁余。

    在1950年7月调任专职社教辅导业余学校——办民校和冬学。

    在1953年7月,从专职教师转调小教,复任朱陈小学教师(校长)。

    在1957年四月,我在大鸣大放运动中,放了一些毒草。(说了一些错话。)

    在1957年11月反右整风时,我经受政府给予处分。处分决定是:撤去校长职务,保持原薪,调动工作。

    1958年2月,调到德武小学工作。

    1958年交心运动中,我向党交了心,把我历史所犯的错误,和任匪方教师时演反动戏,以及在鸣放时放了一些毒草,都以书面形式写出来,向党交了心。

    以后,在丁埝小学教师大会上,受到革命教师给我的批判。

    到1962年3月,经政府派人给予甄别。结论是:撤消处分。

    1979年6月10日,经复查,属于错划,应予改正,撤消处分决定。

    最高 指示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11947年2月—1947年6月,我曾任过匪乡公所办的第四保国民学堂教师。

    (荣生谨按:本文约写于1968-1969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云昆先生受如皋县丁埝公社小教革委会审查历史问题时,所写的自我交代和自我批判。个别文句为后来添加。2011年1月22日晚录入。)

    注释:宋桥镇,民国期间农村小集市,在江苏如皋县城南边,战争年代被毁坏,建国初属建设乡。塾师,私塾先生。江海报,抗日战争时期南通地区抗日民主政府机关报。农抗会,农民抗日救国协会,即农会。二五减租,即减租减息。如城,如皋县城。皋南战役,苏中七战七捷之一。南马区,即如皋县南部的马塘区,区别于如东县的东马塘区。文教助理,政府里管理文教事业的干部。保持,保存。第一分区,相当今江苏省如皋、海安、东台县。台北县,旧县名,在东台北。第九分区,相当今江苏如东、通州、海门、启东县。大河,今称通扬运河,河东西的经济、民俗均有差异。雪岸,乡镇名。蹓情况,在发现敌情时疏散隐蔽。东城,即东陈,乡镇名,在如皋县城东边。先生,俗称文化人。揹车,在独轮车前拉纤。炮台,岗楼。下晚,傍晚。赖,否认。扯惹儿,打岔。假马儿,假装。圆弯,调解纠纷。打圆场,和事。怪,责备。保,旧时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低于村。横竖,反正。代饭,有偿供给饮食。请保具结,请人担保,承诺负责。江南,苏南。埋伏,隐蔽。避风,躲避危险。金元券,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发行的可兑换黄金的钞票。说了一些错话,此句及后面的“1979年6月10日”5句均为作者平反后所加。最高指示,文革中对毛主席语录的称谓。

    张云昆(遗稿)子张荣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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