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书的中间部分,手边放着笔记本和笔。我惊讶地看了看她的书名,又看了看她,然后再看看她放在旁边的一本书。然后,我继续盯着她的脸。
这是一张年轻的脸,但又好像略为显老,眼角有点皱纹,就像我自己早晨在镜子里看到的一样,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个不知疲倦、拚命工作的人。于是我知道她一定是个研究生。在这寻求种种知识的地方,她读的书——我又看一眼,又一次惊讶不已——是喀尔巴阡山记的,而她深色套头衫袖子压的是布兰斯托克的德拉库拉。
“对不起,”我连忙说。“您的书——我是说,您在读的这本书——很吸引人。”
她不理会我,耸了耸眉毛,眼睛还是盯在摊开的书上。
“您瞧,我也是在研究同一个课题,”我坚持说。她的眉毛弯得更高了。但我指了指眼前的这些文件。“不,也不算是。我不过一直在读关于——”我看了看眼前这一堆罗西的文件,突然住了口。她那轻蔑的斜视让我的脸开始热了起来。
“德拉库拉?”她讽刺地说。“您那一堆好像是第一手资料啊。”她讲话口音很重,但我不知道是哪里的口音。
我换了一种策略。“您读这些纯粹是好玩吗?我的意思是,为了娱乐?还是您在从事这一研究?”
“好玩?”她没有关上书,也许她在想方设法打击我。
“呃,这个话题非同寻常,如果您在研究喀尔巴阡山的话,那您一定对这个课题有浓厚兴趣了。”我没有说得太快,这是我从硕士答辩以来养成的习惯。“我自己也正要打算去看那本书呢。事实上,是那两本。”
“真的?”她说。“为什么啊?”
“这个嘛,”我冒险说道。“我从——从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找到这些信——它们提到了德拉库拉。他们讲的是关于德拉库拉的事。”
她的目光中开始流露出一点兴趣,放松的姿势中显出一种男性的自得。我突然想到,这个姿势我看过上百次了。我是在哪里见过的呢?
“那些信里讲的是什么呢?”她用低沉的外国口音问我。
“我在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工作——那个人现在有些麻烦,二十多年前他写了这些信。他把我交给了我,希望我也许可以做点什么帮他摆脱眼下的——处境——目前这种处境——和他的研究——我的意思是他以前研究的课题有关。”
“我明白了,”她冷冷而有礼地说。然后,刻意但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收拾她的书。现在她拿了自己的提包要走了。她和我想象的差不多高,宽肩,有点儿结实。
“您为什么在研究德拉库拉?”我绝望地问道。
“我想这和您没有任何关系,”她简明扼要地告诉我,转过身去。“但我在准备一次旅行,尽管一时还没确定什么时候走。”
“去喀尔巴阡山?”我突然觉得,在这场谈话中,我成了个喋喋不休的人。
“不。”她轻蔑地把答案抛给我。“去伊斯坦布尔。”
“天啊,”父亲突然对着充满鸟语的天空祈祷起来。最后一批燕子都飞过我们头顶回家了。又一次,父亲的故事中断得太快了。
“看,”父亲说,从我们坐的地方直指向前。“我想那就是圣马修修道院了。”
我顺着他的手往那黑黝黝的群山瞧去,发现上面有个地方,灯光微弱但平稳。旁边没有其他灯亮着,这说明附近没有住人。俨然一块大黑布上的一点亮光,高悬在那里,但又不是在顶峰——它悬挂在城市和夜空之间。“是的,我想那肯定就是修道院。”父亲又说了。“我们明天要真正爬山了,即使我们走大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