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的父亲原是华东局干部,任一名高级领导的秘书,曾跟随去往中央工作。不久,这名领导却因涉人一起分裂事件,清除出党,他便也调离回上海。此时,华东局已撤销,他的组织人事关系落在市属机关,保留了原先的级别,但是个虚职,事实上,已是赋闲。其时,他方才三十六七岁,正值当年,政治和事业上却均无前途可言,心情是消沉的。他家住在虹口一幢公寓楼房内,是日本占领时期为本国侨民造的住宅,开间比较逼仄,楼层也较低矮,光线就暗了。墙纸本来是杏黄上白色的曼陀罗花,年经月久,都模糊成一团土黄,有的地方剥落了,并不补好,好在颜色和墙皮接近,倒也不显眼。应当说,还有几分娟阁的情调。像这样常是处于迁徙中的家庭,自然没什么家具,简单的几件都是单位里租借来,然后又折价买下,白木上边钉着编号的铜牌,留下军旅的风格。地板是每季度房管所上门打蜡,蜡扒拖得铮亮,水曲柳的木纹就像水波,因为家具少就显得面积大,反光都映到天花板上了,是这套公寓中的簇簇新。墙,地板,家什,这几样其实各有特色,并在一处却觉得十分混乱。可是,上海的公寓里就是藏着许多这样古怪的居室,住在里边的人,因为对城市生活——进一步说,对安居的生活没有概念,所以并不以为不妥,兀自按自己的方式过。时问长了,倒又创造出一种粗放型风格,可兼容并收各种元素的。而且,因自有一股热烈向上的气派,就更显其轩朗。你推进这样的公寓,只扑面而来的葱韭蒜辛辣,就可将这都会城市的绮靡婉丽扫荡一净。然而,在南昌的家里,气息似乎有些疲了,缺乏力量创造新的性格,于是,那几种不相谐就孤立着,互不相干,变得寥落了。
因为人口多,所以这套三四个房间的公寓并不显得宽敞,每个房间横七竖八架着没有床架的床铺,只有父亲的书房例外。这是公寓中最大的一间,几乎是正中央放了一张书桌,一把藤椅,依墙一具书柜,贴了房门后边,是一架行军床——父亲很早就和母亲分床了——于是,又过于空旷了。这朝南的房间,窗户没装窗帘——这公寓里所有的窗户都不装窗帘,日光大豁豁照进来,不给人明亮的感觉,而是灰蒙蒙,因为无数灰尘在光里翻卷。到了夜晚,就换成路灯照进来,也是大豁豁的,但到底幽暗了,而且角度是固定的,就有了些照不到的地方,比如,几个墙角,书柜的侧面,房间变得宁静了,在宁静里,生出一点活跃来。父亲养了一只鹩哥,鸟笼挂在书柜的一角,白昼里安静着,到了夜晚,鹩哥开始发声。它不说话,用哨子般的声音哼歌,仅五个音符,却是一句完整的旋律,不知什么曲调的一个起句。它颇为从容地唱完一句,人们期待着下一句,可依然是这一句,接下去,还是这一句,永远是这一句,结束在不稳定倾向的音符上,又单调又令人不安。父亲用口哨教会鹩哥这一句,不知是再没耐心教了,还是确实教不会了,鹩哥就只能唱这一句。在寂静的夜晚里,这声音很清亮,在各个房间穿行回荡。
他家孩子很多,每个孩子都按照这样的步骤成长:先是奶妈带,带到两周岁,进全托,从托儿所升至幼儿园,进寄宿小学,再上寄宿中学。所以,孩子们大半不是在家里长大,家里边的人又大半是外人,就是奶妈和保姆。这种家庭规矩都不是很严的,所以又召来别人家的奶妈和保姆。家里常常坐满了这些从乡下出来帮佣的女人,怀里端一个吃奶的孩子,或者拿着些针线,见这家的东家回来,便噤了声,等东家从她们中间走过,进自己房间,关上房门,又一并发出声来。他们小孩子之间,甚至都不能经常见上面。因为这一个周日回家,那一个恰巧周日要参加学校或者少先队的活动;那一个周日回了家,第三个也许正出麻疹或者生腮腺炎隔离住院;等到寒暑两假,大家终于都回家,可因为照应不过来,又分出一部分送回老家乡下去度假。所以,兄弟姐妹就形成亲疏不同的关系,有的感情亲密,有的形同陌路。南昌他排行第三,上面是年龄长出一截的两个姐姐,与他自然就有了隔阂;底下倒是兄弟,年龄也贴近,却是一对双胞胎,形影不离,不免就将他排斥了;再下面又是一溜丫头片子,又小,与南昌更不沾边了。还由于南昌是家中第一个男孩子,且是在相对安定的一九五一年出生,一直在父母身边生活,不像两个大的,最初是寄养在山东老百姓家里,后面一些的呢,也是一会儿托给这,一会儿托给那。父母在北京工作时,带去身边的唯一的孩子就是他。但即便是在父母身边,他也不见得就与父母亲近了多少,他们没有时间,似乎更没有心思在他身上,他甚至是比那些不和父母一起,却和兄弟姐妹一起的孩子更要孤独。他常常是和外人尤其是成人在一起的:奶妈、保姆、老师、父亲的公务员,司机——这又使他添了一种倨傲,看他的同龄人都觉着很幼稚,于是,就更孤独。而且。因是和父母最接近的一个,他自觉不自觉地,染上了沉郁的气息,他的父母,尤其是父亲,是沉郁的人。所以,南昌的幼年直至稍长成的少年,其实是在一种危险的自闭状态中过来的。幸运的是,就像方才说的,文化大革命初起,将这少年人的精神世界,突然开启了。少年期的抑郁,是需要契机来转变的。事实上也是走完了一个周期,这时候,倘若有正面性质的变故来临,就会将暗影一笔抹去。好比一下子从影地里走到阳光下,豁然开朗。南昌就是这样,他变得快活了。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初,还是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南昌的父亲都没有受到激烈的冲击。这意味着受到某种保护,同时也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早就告以结束。但不管怎么说,非常时期里的安全终是可喜的。有一阵子,父亲甚至开始教鹩哥第二句旋律。听父亲用口哨吹出完整的一曲,南昌才了解鹩哥那一句旋律的出处,是一首质朴的山歌,是父亲家乡的民谣吗?这段时间并不长,很快地,父亲放弃了对鹩哥的教授,重又阴郁下来。倒不是对安全产生什么疑虑,而是,那种阴郁是整体性的,相当牢固,只可能因为暂时的条件舒缓一下,结果还是要回进阴郁中去。无论父亲那一时的轻松,还是长期的阴沉,都使南昌不满,觉得和革命的气氛不符。父亲的形象就像一个隐士。以前,南昌并没有什么认识,他一直是被父亲的身影笼罩着,现在,他不是成长起来了吗?这样,南昌对父亲的心情就变得复杂了。一方面,他是因为父亲,才获有革命嫡系的身份;另一方面,父亲又将他与时代隔开了。有几次,他在沿街的窗户里,看见底下过去的游行的队伍,红旗和锣鼓铙镲上的红缨在行道树的绿荫间涌动,可谓时代的象征。南昌觉着自己很幸运,生逢其时。事实上,每个人都喜爱自己的时代,自己的时代里,最不济的还有青春。当然,南昌的时代又特别地合青春的胃口,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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