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土匪军长孙殿英盗掘”东陵”以致乾隆及慈禧的尸骨狼藉。当时他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彪的花园中,得报痛哭流涕,在张园设了供奉乾隆及慈禧灵位的”几筵”;像”大丧”那样,”朝夕哭临”而且发誓:“不报此仇,就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现在却真的不能做ài新觉罗的子孙;而是要认”倭奴”为祖先了!这个刺激比得知盗陵事件要深得多。而且当年还有”师傅”陈宝琛、朱益藩,以及其他遗老会出主意;此刻不但郑孝胥已死,其他可供咨询的人,亦都生离死别,风流云散,一个可以商量大事的人都没有。加以吉冈日夕絮聒,逼得他只有关起门来,向列祖列宗的灵牌祈告,只是为了”屈蠖求伸之计”不能不从权处置。
于是1940年5月,溥仪第二次访日;最主要的节目,自然是会见日本天皇裕仁,陈述希望。
这篇”台词”是吉冈找了一个日本汉学家佐藤知恭预先拟好的;佐藤知恭在”满洲国”的官衔是”国务院总务厅嘱托”;实际的职司,有如清朝的”南书房翰林”专门撰拟”布告天下,咸使闻知”的诏令。他替溥仪拟的”台词”反复强调”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但裕仁的回答,非常简单,只有一句话。
“既然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
桌子上早已备好了代表天照大神的3件”神气”:一把剑、一面铜镜、一块玉。奉迎了这3件”神气”即表示奉迎了天照大神;回到长春,在”帝宫”之东,照日本的营建制度,修了一座白木建造,不加髹戚的”建国神庙”作为”满洲国”的”太庙”
从此以后,溥仪及”满洲国”的百姓,在生活上多了一件大事。原来奉迎天照大神”回国”不光是建一座神庙的事,首先是发布由佐藤知恭执笔的”国本奠定诏书”接着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名为”祭祀府”设总裁、副总裁各一员,总裁是曾做过日本近卫师团长、宪兵司令官,以及关东军参谋长的桥本虎之助。同时各地亦都依照规定,建立神庙,派定”神宫”管理;无论什么人经过神庙,都须作90度的鞠躬礼,否则处罚。东北的百姓为了不愿行这个礼,出门宁愿多走三五公里路,绕道避开神庙;因此;一经选定了建立神庙的地点,商店门可罗雀,非闭歇不可;住户亦是迁地为良,否则不但早晚进出,行礼麻烦,而且亲朋友绝迹,孤立寂寞,人所不堪。
不过,百姓可以避免给天照大神行礼,溥仪却是避不了的,每逢朔、望,由他领头,连同关东军司令及”满洲国”的文武大员,祭祀一次,祭祀要穿”礼服”怪模怪样,十分滑稽;溥仪是最讲究服饰漂亮的,穿过一次,为弟妹姬妾在暗中窃笑后,就怎样也不肯再穿,找到一个藉口,说现值战争期间,理应戎服,以示支援日本盟邦的决心。关东军听他言之有理,也就同意了。
当然,这是溥仪精神上最痛苦的一件事,所以常常祭祀完了,遇有感触,便会流泪;有一天有个人跟他说了句话,他算是想开了。
这个人是溥仪的侍婢,封号是”贵人”由于”皇后”已死,别无妃姘,所以这个”贵人”等于溥仪的妻子。她本来也是满洲旗人,姓他他拉氏,与光绪的瑾妃、珍妃同姓却非同族;所以入民国后,瑾妃的娘家人,改汉姓为唐;她家改的汉姓为谭。
这谭”贵人”芳名玉龄;被选入宫时,正是抗战爆发那年,才17岁,还是初中学生。谭玉龄在北平上学时,正在”九一八”以后,听见看见许多日本兵及浪人横行霸道的事,心怀不平,常跟溥仪谈起。
到了”满洲国”对关东军及吉冈自更无好感,在溥仪面前,对他们有时冷嘲,有时热讽,有时索性破口大骂,倒能稍解溥仪心头的积郁。所以他前后4个妻子,比较起来对谭”贵人”还有点感情;也常能接受她的劝告。
“我劝皇上,别想不开了!”她说:“反正就现在不把日本人当祖宗,将来溥杰的儿子继了位,还不是照样有那么一天。”
这是句很透彻的话,原来溥仪的胞弟溥杰,从日本士官毕业,回到长春,当了”禁卫军中尉”以后,关东军就不断有人向他谈婚姻问题,鼓吹日本女人的温柔能干,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妻子。以后,看溥杰并无表示,便由吉冈向溥仪透露了关东军的意思,为了促进”日满亲善”希望溥杰能与日本女人结婚。
溥仪大为紧张,将他最信任的二妹韫和找了来商量大计。兄妹俩的看法是一致的,由于溥仪没有儿子,所以日本人笼络溥杰;必要时可以仿照光绪入承大统的成例,取溥仪而代之;而溥杰的儿子既有日本的血统,那么”满洲国”跟日本根本就是一体了。
明白了关东军的阴谋,唯一的对策,就是抢先给溥杰找一个妻子。溥仪把他找了来,起先是训诫,说他如果娶了老婆,将来一切都会在日本人监视之下,后患无穷。
接着溥仪许下一个诺言,一定会替他找个好妻子;他应该听”皇上”的话,不要想什么日本女人。溥杰自然恭恭敬敬地连声称是。
于是溥杰派韫和为他的”钦差”专程入关,到”北府”向他的父亲载沣说明其事。不久由溥仪的岳父荣源做媒,找到一位很理想的小姐——这位小姐出身于满洲”八大贵族”之一,才貌双全;她家上代也出过好几个王妃,所以算是亲上加亲,格外觉得圆满。
等韫和回来一说,出示照片,溥杰非常满意。那知好事多磨,吉冈直接找到溥杰去办交涉了。
“听说阁下要到北平去,是吗?”
“是的。”
“去干什么?”
听他的语岂不礼貌,溥杰傲然答说:“办私事。”
“是结婚吗?”
听他说破了,溥杰不便低头,点点头说:“对了。”
“这个不行!”吉冈很不客气,连连摇头:“大大地不行!”
“为什么?”溥杰也沉下脸来,”你是不是要干预我的婚姻?”
“不是我,是关东军。”吉冈答说:“关东军希望阁下跟日本女子结婚。以便增进日满亲善。阁下的身分是御弟,自然应该做出亲善的表率。这是军方的意思;阁下明白?嗯!”“我不明白。我也不需要明白。”
“不明白的不行!日本的皇室譬如御弟三松宫殿下、高笠宫殿下、闲院宫殿下,他们的婚姻,都要经过重臣同意。”吉冈又说:“本庄繁大将要亲自为阁下做媒;你不可以到北平,应该等东京的消息。”
溥杰无法再作争辩;他也很了解,只要吉冈说了”你不可以到北平”就会有人在车站侦察,不容他上火车入关;而且说不定从此刻起,他就在日本人监视之下了。
很快地,东京方面有了消息,本庄繁替溥杰找了个贵族的女儿做妻子。这个古老的贵族是侯爵,名叫嵯峨胜;他的女儿叫浩子。1937年4月初,溥杰与嵯峨浩子,在东京结了婚。
一个月以后,关东军所选择的”国务总理”张景惠,通过了一个名为”帝位继承法”的法案;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
溥仪的长辈,包括他的祖父醇亲王奕譞,父亲摄政王载沣,伯父德宗景皇帝载湉,由于慈禧太后的喜怒不测,都被折磨得有了神经衰弱的毛病;溥仪禀承遗传,而且自幼至长,经过无数风波,从到”满洲国”发现关东军的淫威,比传说中慈禧整人的手段更可怕,因此,他像他伯父那样,也是无嗣,也是神经极度衰弱——这个毛病的特征之一,是疑神疑鬼,终日不安;关东军所授意的”帝位继承法”一出现,在他的看法就像40年前慈禧立”大阿哥”那样,”废立”的先声,”皇位”要不保了!
不但”皇位”不保,还有性命之忧。谁都看得出来,”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只是”聋子的耳朵”徒有其形,真正的要点是在”弟之子继之”这5个字上;说得明白些,日本要一个日本血统的”满洲国皇帝”也就是由嵯峨浩子的儿子来继承大位。
然则,如何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呢?溥仪跟他的两个妹妹,韫和与韫颖私下密议过;认为当年立”大阿哥”时,德宗多少视皇位如鸡肋,真要其去,亦无所留恋,所可用自己情愿逊位的方式,达成慈禧的愿望,不至于非驾崩不可。但是此刻的溥仪,却不能用此方式,何况他本人并不像德宗那样,有必要时不妨放弃皇位打算。
更有一点不同的是,当时既有保驾的大臣,也有”保皇党”内则肃王善耆和炙手可热的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外则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这一班朝廷视之为柱石的封疆大臣,连”废立”都表示反对,更何况要害德宗的性命?
这一有利的条件,在溥仪并不具备,他不但没有保驾的”大臣”连一个可共心腹的人都没有,因为吉冈监视得很严。眼前唯一能替他分忧的,只是两个妹妹,可是她们的力量有限,除了替他出主意以外,别无用处。
两姊妹为他出的主意是,必须对溥杰夫妇,加意防范。她们的看法是,日本人可能会毒死溥仪,让溥杰得以继承皇位,如果溥杰生了儿子,日本人又会毒死溥杰,让他的儿子来做皇帝。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日本人眼前的目标是溥仪。
因此,等溥杰带着新婚妻子回长春以后,兄弟间的一道鸿沟,立即很明白地显现了。溥仪再也不敢跟溥杰说一句心里的话;有时溥杰邀请溥仪”临幸”对于嵯峨浩子亲手所做的菜,他必得等主人夫妇先动了筷子,方敢进食少许。这种戒慎恐惧的神情,溥杰夫妇都看了出来,为了免得自讨没趣,就再也不愿请溥仪吃饭了。
约莫半年以后,传出来一个”喜讯”嵯峨浩子怀孕了。这一下,溥仪更觉紧张;不过他也不便过分关切弟妇怀孕这件事,只是在暗中不断占卦,从”诸葛马前课”到牙牌神数都试过,但始终不能确定,嵯峨浩子生的是男是女?
幸好,嵯峨浩子生的是个女儿,溥仪得以暂时松一口气,但隐忧始终存在。溥仪更寄望谭玉龄能为他生一个儿子,即令生子在五岁便须送至日本教养,有他亲笔所写的承诺书;可是毕竟是自己的骨肉,而且是纯粹的满族血统。
这几乎成了妄想,他自己知道,谭玉龄也知道,她是早就看透了,”满洲国”的天下如能存在,迟早必归于日本。未来尚不可保,何必又把过去看得这么认真!她的观点影响了溥仪,终于将奉天照大神为祖先这件事抛开了。及至谭玉龄一死、更使得溥仪只剩下唯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
谭玉龄死得非常突然。她的病是副伤寒,据中医诊断,并不算严重。但治伤寒是西医比较有把握,溥仪的”御医”介绍了一个长春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诊治,此人表现得很热心,守在病榻旁边,打针、输血,忙个不停,向溥仪保证,必能治愈。
那知吉冈得知消息,破例要搬到”宫内府”办公所在地的”勤民楼”来住;说是便于照料。一到就派人去找了日本医生来,闭门长谈,谈了有两个钟头;那日本医生从勤民楼回来以后,态度大变,不再忙着为谭玉龄打针、输血;他自己也不大说话,脸色阴沉沉地,像怀着莫大的心事。
在勤民楼的吉冈,却命宪兵不断地打电话给病室中的特别护士,询问病况。实际上这是不断给日本医生加压力,要他早早下手;这样过了一夜工夫,谭玉龄一命呜呼了。
溥仪刚刚接到消息,吉冈跟着就来了,说是代表关东军司令来吊唁,而且还带来了一个花圈。这使得溥仪大为怀疑,何以能预备得这么快?莫非事先已经知道,谭玉龄将死在何时?
于是私下打听治疗经过,断定谭玉龄多言贾祸;由于常常批评日本人,以致为吉冈下了毒手。
不久,吉冈笑嘻嘻地拿了十来张年轻女子的照片,给溥仪过目,照片上的女子,一望而知是日本人,有的还穿着蓝色白边的水手服——日本女学生的制服,都是这个样子。
“谭贵人死了以后,陛下很寂寞。”吉冈说道:“陛下需要一个温柔的女子来伺候;这些,都是很好的淑女,请陛下挑选。”
溥仪一听这话,赶紧双手乱摇地说:“谭贵人遗体未寒,我无心谈这类事。”
“是的,我知道陛下很悲痛;我的目的,正是要解除陛下的悲痛,所以要早日为陛下办好这件大事。”
“这确是一件大事。不过,因为是大事,更需要慎重考虑。”
“这是不久以前的事。我们可怜的皇上,对不愿娶日本妃子这一点,倒是意志很坚决,不管吉冈怎么说,他总是敷衍着,不过,”张桂怀疑地说:“究竟能不能坚持到底,实在很难说。”
金雄白饱闻了溥仪的故事,内心浮起无限的感慨,”我们总以为他不过丧心病狂,甘作傀儡;现在才知道这甘字用不上,竟是辛苦作傀儡,连石敬塘、张邦昌都不如。”他停了一下又说:“真是此中岁月,日夕以泪洗面。”
“可不是!皇上苦,百姓也苦。”张桂放低了声音说:“金先生,你看蒋委员长的军队到底打得过日本小鬼不能?”
问到这句话,金雄白不能不稍作考虑,他必须再一次确定张桂决非替日本人工作,才能说实话。
于是他定睛注视着张桂,从他眼里那种充满着祈求的光芒中,他直觉地感到说实话是不要紧的。
于是他说:“即使眼前打不过,将来一定能打得过。本来蒋委员长的办法,一直是苦撑待变,现在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本跟美国旗命,不就是大变局的开始吗?”
“是,是!金先生,我还想请教你老一个问题,大家都说汪主席是跟蒋委员长唱双簧,这话是真的吗?”
“唱双簧是不见得。不过汪先生的本意是救国家,和平也好,抗战也好,只要于国家有益,汪先生本人并无成见。”
“那么,到底他是主张和平呢,还是主张抗战?”
“以前他主张和平;现在不反对抗战,而且暗中在帮助抗战。”
“嗯,嗯!”张桂口头唯唯,脸上却有困惑的神色。
这也难怪,因为话好像有矛盾;金雄白觉得必须作一个解释,想了一下,决定先谈事实,再说理由。
“我举两点证明,汪先生不反对抗战,而且在暗中帮助抗战。第一、和平军从来不以国军为敌。组织和平军,一方面是打算着能够让日本军撤走以后,能接替防务、维持治安;一方面是监视共产党的新西军。第二、重庆派在沦陷区的地下工作者,汪先生大都知道,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汪先生决不愿造成分裂。”
“是,是!”张桂脸上的疑云,涣然冰释,”怪不得汪主席说东北的百姓将来仍旧是同胞。”
“对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很明白的。”金雄白接着又说:“当初汪先生主张和平,本心无他,不过估计上错了。错在两点:第一、他轻估了国军的力量,以为会支持不住;第二、他过于相信日本人,谁知道日本人会这么坏!”
“是啊!不经过不知道日本人之坏。”张桂紧接着说:“我们这里有两个关乎蒋委员长跟汪主席的说法,不知道是真是假?”
“请问,是怎么个说法。”
据张桂所听到的说法是如此:汪精卫从重庆出去以前,本想当面跟蒋委员长谈和平问题;那时恰逢蒋委员长政躬违和,因为重感冒卧床休息,汪精卫借探病为名去探动静,问疾以后,正要谈入正题,不料蒋委员长拿起床头上的一杯白开水,喝了口说:“如果我们是在日本人统治之下,连喝杯水都不自由的。”汪精卫默然。
“大家都说,这是蒋委员长洞烛机先,故意这么说一句,让汪主席开不得口。”张桂又说:“不然,他们两位意见不同,当时就会起争执,传出去不大好。”
“这话我亦听说过。当时我觉得蒋委员长不能容他人陈述意见,令人失望,现在才觉得他是对的。”金雄白作了个结论:“总而言之,此一时、彼一时。局势的变化,在主张和平的人,都没有料到;否则就不致于有眼前暂时分裂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