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章悔不当初

    陈公博、周佛海悔杀当年参加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

    谈话到此，可说是到了圆满结束的时候；但司徒雷登兴犹未央，而傅泾波却又提出一个深具意义，也令人深感兴趣的问题。

    “我们研究过汪先生和周先生倡导和平的动机之一，是为了反共；华北日军司令多田骏曾经表示，希望蒋委员长改变容共抗日的政策；而据说新政府使用的青天白日期上面，有和平、反共、建国的字样，说明了中日和平与反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大家都知道，周先生与陈公博先生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催生者；由发起共产党到坚决反对共产党，是什么力量来推动了这个180度的转变？”

    “理论！”周佛海平静而简洁地答了这两个字；”不过公博是就经济方面看透了马克思主义根本不通；我是从鹿儿岛七高毕业以后，升学京都帝大，听了河上肇博士的课，又彻底研究了他的著作，从政治方面看透了马克思主义在当前的中国，根本不能实行。”

    “周先生参加共产党，是在七高时代？”

    “是的。那是在1921年夏天；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3人；代表上海、北平、长沙、广州、武昌、济南这6个地区的57名党员。”

    “只有57个人？”

    “是的。像广州，公博跟谭平山叔侄一共3个人，就成立了广州共产党。那次广州的代表就是公博；我跟毛泽东是长沙的代表。但是所谓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因为——。”

    因为”北李”李大钊主持北大图书馆。暑假正是整顿内部的时候，他身为馆长，不容他请假南下；”南陈”陈独秀则方为陈炯明聘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亦以同样的理由，无法分身。因此，这一次”大会”的主席，就由曾经去过俄国的张国涛担任。

    “据公博后来告诉我，他之脱离共产党，就起意于对张国涛的不满；公博一向喜欢观人于微，当时张国涛的处置，我倒并不以为不当，而公博看出来了，事情是这样：最初决定，开会为了安全问题，应该逐日更换地点，但一连4天，都在法租界贝勒路，上海代表李汉俊家开会。公博便问张国涛何以与原议不符？你们知道张国涛怎么说？”

    张国涛说：李汉俊是有问题的，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的理论，而是克伦斯基的理论；他是黄色的，不是赤色的。原来俄国1917年发生的”二月革命”是军队不奉政府弹压罢工工人的命令；国会亦起而反对政府；俄皇下令解散国会，而国会置之不理，成立了临时政府，由克伦斯基担任主席。不过，临时政府虽由专制改为共和，但实权操在资产阶级手中，所以当时认为”二月革命”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在作为俄共党史的”简明教程”中，更一再强调，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自然水火不容。

    然则这一连4天在李汉俊家开会，又有什么关系呢？张国涛说，因为李汉俊的立场有问题，所以在他家开”大会”似乎已引其他的恐慌；”他越是恐慌，我们越要在他家开会！”张国涛这样很得意地对陈公博说；脸上的神色，仿佛是虐待狂者获得满足时的反应。

    陈公博却大起反感，认为既属”同志”应该相见以诚，相待以义；张国涛这样做法，不仅故意与李汉俊为难，甚至连”同志”的安全都不顾，共产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便有这种同舟敌国的现象，使得陈公博内心的满腔热情，顿时降到零度。

    再有件事，气得陈公博几乎要退席。有一件提案是：禁止共产党员参加政治，连教员都不许当。也许张国涛是希望逼着共产党员去当”无产阶级”的”工农”；以为参加政治就是做官，与组织的要求不符，但何至于连从事教育都不许？岂非荒谬绝伦！

    尽管陈公博全力反对，但在张国涛坚持之下，居然照案通过。可是到了第二天晚上再开会时，张国涛自动提出取消前一天的决议；陈公博自然要提出质问。张国涛的答复是：俄国代表的意见。

    原来那时”第三国际”有两个代表派在中国，一个叫吴庭斯基，一个叫马林；组织中国共产党，即出于吴庭斯基的策动，在这次”全代会”中，俨然君临的姿态，陈公博本就有些看不惯；现在听张国涛恬不知耻地表明，一两个俄国人竟可推翻”大会”通过的议案，自然气愤难起；疾言厉色地说：“这样子不必开什么会，只由俄国人发命令算了！”当场冲突，不欢而散。

    到得最后一天，终于出麻烦了。他们开会总是在晚上，这天人还没有到齐，正在闲谈时，李家的仆人上楼报告，说有一个面生可疑的人在问他：你们经理在家不在家？一听这话，深具秘密工作经验的吴庭斯基和马林，立刻主张解散。于是张国涛领头，纷纷下楼，开了前门逃散；上海的”弄堂房子”习惯由后门出入，所以前门反变成比较安全的”太ae絓f2门”了。

    陈公博本来心恶张国涛不顾”同志”危险，专跟李汉俊为难；及至急难来时，先就逃得快，那就不但心恶，而且心鄙了。此时他一方面觉得有跟李汉俊共患难的必要；一方面也想了解张国涛何以对李汉俊的恶感如此之深，所以留下来不走，跟李汉俊谈谈。

    李汉俊开了一听长城牌香烟，一人抽了一支，谈不到三五句话，3个法国”三道头”带着4个”包打听”上楼来了。”不准动！”有个包打听大喝一声。

    李汉俊想尽主人之礼，坐在那里探手去取烟罐，准备敬客，那知手刚一伸，又吓一大跳！

    “叫你不准动，就不准动！”声音愈来愈粗暴了。不许动，不许说话，甚至不许喝茶——怕茶中预置了毒药；不过烟罐就在陈公博面前，他取烟抽，却未被禁；一支接一支，等搜索了一个多钟头，又问了李汉俊许多时候的话，恰好48支烟抽完，就轮到陈公博受讯了。

    陈公博不懂法语，”包打听”翻译着说：“总办大人问你是不是日本人？”

    陈公博大为诧异，便用英语问”总办”：“你能不能说英语？”

    “行！”总办用英语问：“你是不是日本人？”

    “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我不懂你为什么怀疑我是日本人？”

    “现在我更加怀疑了。”

    “为什么？”

    “你似乎不懂他说的中国话。”

    “哪有这回事？”陈公博转脸用广东味道的”京腔”向包打听说：“他说我不懂你的话；请你告诉他，我懂不懂。”

    等包打听为他证明以后，总办问道：“你这次由什么地方来？”

    “我是由广东来的。”

    “来干什么？”

    “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暑假到上海来看朋友。”

    “看哪些朋友？”

    这一问太容易回答了，陈公博手一指说：“喏，这位李先生就是。”

    “你住在什么地方？”

    陈公博想说住在永安公司的大东酒楼；话到口边，蓦地里想起，说了实话，可能会去搜查；不独他的妻子李丽庄会受惊，而且旅馆中还有许多社会主义的书籍，这一搜出来，后果如何，难以逆料。于是他改口说道：“我就住在这里。”

    “你睡哪里？”一个曾将李家搜查遍了的包打听说：“楼上主人两夫妻一间房；楼下是佣人房，哪里还有第三间房？”

    他一开口陈公博就想到了：再加上那一段解释，更让他有从容思考的机会，所以等他说完，不慌不忙地答说：“天气太热，就在这客厅里打地铺，也很舒服。”

    那包打听对他的答复很满意；用法语向总办报告以后，讯问便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是他向李汉俊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篇；只见李汉俊连连点头，事后告诉陈公博，那法国人教训了他一顿，说知道他们是智识份子，大概想有某种政治企图；但中国教育不普及，什么都谈不到，任意妄为无非引起混乱而已。今天因为没有抓到证据，只好算了；希望他们以后不要再作这种集会。

    “证据是有的。”李汉俊从抽屉里取出来一张纸，”他们在搜抽屉，我的心已经跳到喉头了。居然这样重要而就在跟前的东西，会交臂而失，实在不可思议！”

    陈公博不用看就知道了，是陈独秀所草拟，自广州寄来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大纲；上面已改得一塌糊涂，不容易看得清楚，也许就因为如此，才会令人疏忽。

    风浪已过，陈公博便又要求主人供烟；也喝了好些茶，方始告辞出门。那知一出弄堂，便发现有人跟踪，陈公博快他也快；陈公博慢他也慢。这一下就不能回大东旅馆了；陈公博漫无目的的走了一阵，盘算好了一条脱身之计；喊一辆”黄包车”关照拉到八仙桥大世界。

    到得大世界，车一停下，转身之际，自然而然地看到了”钉梢”的人。这一回成竹在胸，毫不慌张，逛游艺场，在”共和厅”听了”女校书”最后来到露天电影场。

    大世界夏天的露天电影场，共有两处，一处在地面；一处在屋顶，陈公博是先到地面那一处，坐在后面看了三四分钟，趁银幕上出现夜景，光线特暗时，离座而去，直奔屋顶露天电影场，绕了一圈，从另一边下楼，疾步出门，跳上一辆车，很快地回到了旅馆；一进门便说：“丽庄，丽庄，快把箱子打开。”

    打开箱子，检取有关的文件，烧干净了，将灰烬丢了在痰盂里，陈公博方向妻子细谈这晚遇险的经过。

    “那天，”谈到这里，周佛海补叙他自己的经历，”我因为吃坏了肚子，大吐大泻；睡在贝勒路博文女中楼上的地板上，到得12点多钟醒来，发见毛泽东在门外警惕地张望，我问他为什么不进来？他说：他看看有没有陌生人。接着，将这晚上发生的事，都告诉了我。当然，公博的临危不苟，是事后听别人说的。那天晚上，公博真倒楣，惊魂初定，又接触到了一件命案；就在他大东旅馆间壁的屋子——。”

    那间屋子里，寄宿的是一对情侣，由于婚事受阻，相约殉情；男的是洋行职员，偷了洋”大班”的一把手枪，打算先结果了女的性命，再饮弹自杀。到得后半夜，在大风雨中，陈公博听得一声枪响，起床开门一看，走廊上空宕宕地什么人都没有；夫妇俩都猜不透是怎么回事？陈公博还以为是梦魇。

    及至天明起床，才知道出了命案，女的死在床上，男的却从从容容地走了。临走以前，写了一封长信，自道忽然觉得殉情是件卑怯的事，还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奋斗下去。而且还吃了一碗面，方始离去。

    这一下，陈公博又紧张了，因为巡捕房查缉命案，他是紧邻，也许会被传去问话；节外生枝，暴露了他的秘密身分，可能又是一场灾难。因此，夫妇俩商量了一下，决定到杭州去躲两天再说。

    就在这一天，周佛海这些人到了位居上海与杭州之中的嘉兴。原来周佛海听到了毛泽东的叙说以后，觉得”大会”功亏一篑，未免可惜，认为应该另外找个安全的地方，将最后一天的大会开完。同时想到上海代表李达的妻子，也是正跟周佛海在热恋中的杨淑慧的同学，是嘉兴人，不如托她安排。

    李达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替陈独秀看家；找到了一商量，决定连夜通知”同志”第二天到嘉兴开会。李达的妻子打前站，雇好了鸳鸯湖中一条大画舫；船到湖心，天公不知作美，还是痛哭，竟是滂沱大雨，雨声真如李义山诗中所形容的”锦瑟惊弦破梦频”所以尽管船中开会，大声争执，隔着白茫茫一片烟雨的邻近船上，竟一无所闻。

    这天会中，通过了”党纲”和”党的组织”；接着是选举，陈独秀自然膺选为”委员长”；周佛海由于力疾从公的功劳，被选为”副委员长”代理”委员长”下面”组织”、”宣传”两部，由张国涛、李达分别担任。

    会后到上海，周佛海一面搞共产党；一面谈恋爱，在南成都路辅德里租了一间屋子住，也是他跟杨淑慧秘密谈情之处。至于”工作”就不一定了，大世界、新世界、永安公司”屋顶花园”都是；因为他常需要跟马林接触，而会面的地点，总是在这些地方。

    跟马林见面顶重要的一件事是，领取第三国际所发的经费，所以有些人加入共产党，只是为了领取津贴，为生活而”革命”而已。周佛海就多少是这样的情形。

    到了暑假将近结束，陈独秀由于周佛海的函电交催，在广州辞了职回到上海，接掌由”委员长”改称”总书记”的大权。但他与马林的意见甚深，主要的是马林以为你们拿了第三国际的钱，就该听第三国际使唤，而陈独秀认为”朋友帮忙”是一回事，”独立自主”又是一件事。他说马林的话说错了，要他认错，才肯见面；马林不肯，以致形如参商，有什么事接头，要由”同志”转达。

    这时莫斯科又派了一个山东人杨明斋到上海，预备创办”中俄通讯社”住在陈独秀家；陈太太喜欢打牌，杨明斋亦好此道，所以有”同志”去看陈独秀，常被她拉成麻将搭子，有时”三缺一”亦能成局。周佛海就常打这种3人麻将。

    有天下午正打得起劲，留沪未走的汉口”代表”包惠僧去了，他向周佛海说：“我刚刚从辅德路上遇见密斯杨，她到你那里去了。”

    听这一说，周佛海便将牌让给包惠僧打，匆匆赶回秘密住处去会杨淑慧。走了半个小时，法捕房大批警探包围渔阳里，陈独秀夫妇、杨明斋、包惠僧，还有去访陈独秀的邵力子，都被捕了。

    陈独秀有过在北方政府被捕的经验，所以态度很沉着，不承认他就是陈独秀；巡捕房也相信了，因为在想像中，作为一个”政党领袖”必定气概轩昂；而陈独秀其貌不扬，还带些土气，”望之不似人君”所以没有进一步查证。

    不过，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陈独秀，”元凶在逃”当然要继续缉捕，所以命令守在陈家的包打听，不论什么人上门，一律收禁。在这段期间，侥幸漏网的周佛海，陪着杨淑慧到法国公园去散步，经过渔阳里，杨淑慧要去看陈太太，周佛海不赞成，因而又侥幸逃过一关。但接踵之间，有个人自投罗网，遭了无妄之灾。

    这个人叫褚辅成，字慧僧，杭州人，在浙江政局中是重要人物；去访陈独秀时，为包打听逮捕，送到巡捕房，主办的翻译，恰好也是杭州人，急忙离座相迎，问他：“慧老，你怎么也在那里？”

    “我是去看陈独秀。”

    “慧老，你认不认识他？”

    “当然认识。”褚辅成没好平地答说：“不认识，我去看他干什么？”

    “好，好！我带你去看他。”

    带到别室，陈独秀一看褚辅成的脸色，急忙打手势想通款曲，褚辅成已经大声在问了。

    “仲甫，这是怎么回事？”

    这一下，身分拆穿；守在陈家的包打听，奉到不再逮捕任何人的命令。恰好此时，周佛海又来了——他是顺道去看马林；为马林带来一封致陈独秀的”哀的美敦书”上面写的是：“如果你是真正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由于措词严重，所以周佛海连杨淑慧都顾不得陪，急急赶来下书。

    到得渔阳里一看，陈家的后门关着，周佛海不由得奇怪；上海的”弄堂房子”进后门就是厨房，时值黄昏，作炊之时，天气又那样热，所以除非全家出外，后门是没有一家不敞开的。陈家访客甚多，在白昼，后门从无关闭之时，唯独此刻例外，是何缘故？

    一面这样想，一面已动手去敲门；门开处出现一个彪形大汉，用山东话问道：“你找谁？”

    “我找陈先生。”

    “不在家！”砰然一声，后门又关上了。

    周佛海越发奇怪；一路走到家，都想不出是怎么回事？不久，有个叫陈望道的”同志”神色仓皇地来告警；周佛海才知道陈独秀等人被捕，暗叫一声”好险！”匆匆焚毁了重要文件，找个小旅馆住下：一面自己避祸，一面还要设法营救陈独秀。

    就在这时候，马林来找周佛海，说要召开一个”远东弱小民族会议”对抗”华盛顿会议”——美国总统哈定所发起，受邀参加的共有中、英、法、意、日、荷、葡、比8国；会议的主旨在解决存在于太平洋及远东地区的，足以造成纠纷的各种问题。而第三国际认为这是宰割弱小民族的会议，所以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弱小民族会议”希望中国能够派出工人、农民、商人和青年的代表60人至70人，到俄国去出席。

    这是个极大的难题，周佛海只有亲自去奔走，坐了长江轮船到湖南、湖北绕了一个大圈子，拉了二十几个不满现状，性情偏激的青年到上海交差；接着便回到了鹿儿岛”七高”

    七高毕业，升入京都帝大，周佛海的原意是日本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威河上肇在帝大执教，想从他进一步精研马克思的学说。结果，周佛海从河上肇那里得到的，是坚强的反共产的意志。

    “在产业不发达的中国，在劳资阶级的对立没有尖锐化和深刻化的中国，在无产阶级没有发达成熟的中国，在内受封建军阀统制，外受帝国主义者侵略的中国，绝对不能行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周佛海不自觉地激昂了；话一句比一句重。

    “那么，”傅泾波问道：“照周先生的看法，产业发达以后的中国，就可以实行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啰！”

    “是又不然！”周佛海微笑着，恢复了平静，从容的神态，”这方面公博比我研究得透彻，我把他的看法介绍给你。”

    原来陈公博从上海开会回去以后，对共产主义虽未失望；而对共产党人却深为厌恶，最后陈独秀做了一件很莫名片妙的事，惹得陈公博致书绝交，同时声明：“自今以后，独立行动；绝不受党的束缚。”

    事情之起是，陈独秀以书生搞”党”、搞政治，不免有投机主义的色彩；当民国11年春天，中山先生由桂林回师，转道广东北伐时，陈炯明下野退居惠州；而陈独秀却又翩然而至了。

    陈独秀来广州的目的是，要转道惠州去看陈炯明。陈公博以为他故人情重，当陈炯明失意时，不远千里去慰问，是件极可称道的事；所以他虽不大欣赏陈炯明的作风，却并不反对陈独秀此行。

    那知陈独秀提出要求，希望陈公博能陪他走一趟；陈公博一口拒绝，他说：“你已经有陈炯明的秘书黄居素作伴，何必又拉上我？我从没有见过陈炯明；黄居素几次要给我介绍，我抱定宗旨，教书、办报，不见大人先生，你又何必强人所难？”

    陈独秀答说：“我跟黄居素不太熟，旅途不免寂寞；有你在一起，有说有笑，才有旅行之乐可言。”

    陈公博觉得他的话也有道理，便以不见陈炯明为条件，相陪同行；他又拉了一个朋友，也是陈独秀相熟的陈秋霖作伴。一行4人循广九铁路往石龙，换轮船到惠州，黄居素陪着陈独秀去看陈炯明；陈公博与陈秋霖买了四五斤正上市的”增城挂绿”、带了两啤酒去逛”小西湖”剧谈纵饮，在小艇上睡了一觉；黄昏归去，陈独秀和黄居素也回来了，即晚下船，踏上归程。

    “陈炯明不像下野的样子。”陈独秀在船上对陈公博说：“屋子里排满了军用地图；桌上好几架军用电话，我看，广东恐不免有事。”

    陈公博报以沉默，陈独秀也就不再说下去了。到得他回上海的前一天，特为约请陈公博密谈；谈的仍是陈炯明。

    “广东不久恐怕有变故，我们应知有所适从。”陈独秀说：“论道理应当联孙；论力量应当联陈，你有什么意见？”

    陈公博看他这趟来，行踪诡秘，所以听他这一问，不免存着戒心，不知他是真的在征询，还是在试探？

    考虑了一下，陈公博决定表示内心的看法，”我们暂时不谈道理和力量，”他说：“中山先生到底是中国第一人；陈炯明再了不起，也不过广东第一人。何去何从，仲甫先生，你自然知道抉择。”

    陈独秀默然；好一会才说了句：“我们再看罢！”

    等他回上海不久，他的话不幸而言中了——6月16陈炯明终于叛变，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并通电要求孙中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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