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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室像游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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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的车子开进校园中去找停车位时,同学阿敏的身影正在一棵树下掠过。我把车子锁好,发足狂奔,开始追人,口里叫着他的名字。追到阿敏时,拍的打他一下,这才一同往教室的方向走去。

    上学不过三五次,对于这种学校生活已经着了迷。初上课时以为功课简单,抱着轻敌的自在而去。每周几堂课事实上算不得什么,老师艾琳也是个不逼人的好家伙。可是课后的作业留得那么多,几十页的习题加上一个短篇小说分析,那不上课的日子就有得忙了。

    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很实心的人,文法填充每一条都好好写,小说里的单字也是查得完全了解才去教室。这样认真的念书,虽然什么目的也没有,还是当它一回事似的在做,做得像真的一样,比较好玩。

    我在教室里挂外套,放书籍,再把一大盘各色糖果放在桌上,这才对阿敏说:“刚才停车场边的那只松鼠又出来了,看到没有?”

    阿敏听不懂松鼠这个英文字,我就形容给他听:“是一种树林里的小动物,有着长——长——毛——毛的尾巴,它吃东西时,像这样”说着丢了一颗糖给六十岁的阿敏,接着自己剥一颗,做松鼠吃东西的样子。阿敏就懂了。这时第三个同学走进教室;必然是我们这三个最早到。伊朗女同学一进来就喊:“快点,拿来抄。”我把习题向她一推,她不讲话,口里咬着水果糖,哗哗抄我的作业。

    在我们教室的玻璃门上,学校贴了一张醒目的告示,严重警告:“在这个区域里,绝对禁止食物、饮料,更不许抽烟。”

    上学的第一天,大家都做到了,除了那个头发上打大蝴蝶结的以色列同学阿雅拉。

    阿雅拉念书时含含糊糊的,我问她:“你怎么了?”她把舌头向我一伸,上面一块糖果。我们的老师艾琳在第二节课时,开始斜坐在大家的椭圆形桌子上,手里一罐“七喜汽水”

    当我发现老师的饮料时,心里十分兴奋,从此以后,每次上课都带一大盘糖果。

    彩色的东西一进教室,大家都变成了小孩子,在里面挑挑拣拣的,玩得像真的一样。老师对于糖果也有偏爱,上课上到一半,会停,走上来剥一颗红白相间的薄荷糖,再上。于是我们全班念书时口里都是含含糊糊的,可是大家都能懂。

    在这个班上,日本女同学是客气的,我供应每天三块美金的甜蜜,她们就来加茶水和纸杯子。这一来教室里每个人都有了各自的茶叶包。老师特别告诉我们,在走廊转角处有个饮水机——热水。就这样,我们在那“绝对不许”的告示下做文盲,包括老师。

    在我们的班上,还是有小圈圈的。坐在长桌两端的人,各自讲话。同国籍的,不肯用英文。害羞的根本很安静。男生只有三个,都是女生主动去照顾他们,不然男生不敢吃东西。

    我的座位就在桌子的中间,所以左边、右边、对面、旁边的同学,都可以去四面八方的讲话。下了课,在走廊上抽烟时,往往只拉了艾琳,那种时刻,讲的内容就不同。什么亨利詹姆斯,费滋杰罗,福克纳,海明威这些作家的东西,只有跟老师谈谈,心里才舒畅。

    上课的情形是这样的:先讲十分钟闲话,同时彼此观赏当日衣着,那日穿得特美的同学,就得站起来转一圈,这时大家赞叹一番。衣服看过了,就去弄茶水,如果当日老师又烘了个“香蕉蛋糕”来,还得分纸盘子。等到大家终于把心安定时,才开始轮流做文法句子。万一有一个同学不懂,全班集中精神教这一个。等到好不容易弄懂了,已经可以下课。

    第二堂必有一张漫画,影印好了的,分给同学。画是这种的:画着一个人躺在地上死了,旁边警察在交谈。其中一景是个警察的手枪还在冒烟。开枪的警察说:“什么,一个游客?我以为是个恐怖分子呢。”

    游客和恐怖分子这两个字发音很接近,就给误打死了,背景是影射苏俄的那种俄式建筑。

    同学们看了这张漫画,都会笑一阵。不笑的属于英文特糟的两三个,大家又去把他们教成会笑,这二十分钟又过去了。

    接下来一同读个短篇小说。

    我在这短篇小说上占了大便宜,是因为老师拿来给我们念的故事,我全部念过,虽然如此,绝对不会杀风景,把结局给讲出来,甚而不告诉他人——这种故事我早就看过了。

    看故事时大家像演广播剧,每一小段由同学自动读,每个人的了解程度和文学修养在这时一目了然。碰到精彩的小说时,教室里一片肃静。

    这些故事,大半悲剧结束。我们不甘心,要救故事主角。老师说:“文学的结局都是悲的居多,大家不要难过。”

    有一天,我们又念着一个故事;书中一对结婚六十年的老夫妇,突然妻子先死了。那个丈夫发了疯,每天在田野里呼叫太太的名字。这样,那老人在乡村与乡村之间流浪了三年,白天吃着他人施舍的食物,晚上睡在稻草堆里。直到一个夜晚,老人清清楚楚看见他的太太站在一棵开满梨花的树下,向他招手。他扑了上去。第二天,村人发现老人跌死在悬崖下。那上面,一树的花,静静的开着。

    当我们读完这篇二千字左右的故事时,全班有好一会儿不想讲话。老师等了一下,才说:“悲伤。”我们也不吃糖、也不响、也不回答,各自出神。那十几分钟后,有个同学把书一合,说:“太悲了。不要上了。我回家去。”“别走。”我说:“我们可以来修改结局。”

    我开始讲:“那村庄里同时住着一个守寡多年的寡妇,大家却仍叫她马波小姐。这个马波小姐每天晚上在炉火边给她的侄儿打毛衣。在寂静的夜晚,除了风的声音之外,就听见那个疯老头一声一声凄惨的呼唤——马利亚——马利亚——你在那里呀——。这种呼叫持续了一整年。那马波小姐听着听着叹了口气,突然放下编织的毛衣袖子,打开大门,直直的向疯老头走去,上去一把拎住他的耳朵,大声说:“我在这里,不要再叫了,快去洗澡吃饭——你这亲爱的老头,是回家的时候了。”

    说完这故事,对面一个女同学丢上来一支铅笔,笑喊着:“坏蛋!坏蛋!你把阿嘉莎克莉丝蒂里面的马波小姐配给这篇故事的男人了。”

    这以后,每念一个故事,我的工作就是:修改结局。老师突然说:“喂!你可以出一本书,把全世界文学名著的结局都改掉。”

    以后教室中再没有了悲伤,全是喜剧结尾。下课时,彼此在雨中挥手,脸上挂着微笑。

    没多久,中国新年来了,老师一进教室就喊:“各位,各位,我们来过年吧!”

    “什么年哦——我们在美国。”我说。

    “你们逃不过的。说说看,要做什么活动送给全班?”老师对着月凤和我。

    “给你们吃一盘炒面。”我说。

    大家不同意,月凤也加了菜,大家还是不肯,最后,我说:“那我要演讲,月凤跟我一同讲,把中国的年俗讲给大家听。”

    “什么罗——你——”月凤向我大喊,全班鼓掌送给她,她脸红红的不语了。

    那一个下午,月凤和我坐在学校的咖啡馆里,对着一张白纸。上面只写了一个英文——祖宗。

    “怎么讲?”月凤说。“从送灶神讲起。”我说。“灶神英文怎么讲?”月凤说。“叫他们夫妻两个厨房神好了。”我说:“不对、不对,还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讲起——才给过年。”

    两个人说来说去,发觉中国真是个有趣而充满幻想的民族。这一来,不怕了,只担心两小时的课,不够讲到元宵花灯日呢。

    好,那第三天,我们跑到教室去过中国年。艾琳非常得意拥有月凤和我这种学生,居然到处去宣传——那学校中的老师们全来啦!

    我跑上写字板上,先把那片海棠叶子给画得清楚,那朵海棠花——台湾,当然特别画得大一点。

    在挤满了陌生人的教室里,我拍一拍月凤的肩膀,两人很从容的笑着站起来。

    开场白是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大地休息。好啦!中国人忙完了一年。开始过节。年,是一种怪兽。

    在听众满眼元宵灯火的神往中,我们的中国新年告一段落,那十二生肖趴在写字板上。同学拚命问问题:“我属猪,跟谁好一点?”“那属蛇的呢?属蛇的又跟那种动物要好?”

    那些来听讲的老师们有些上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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