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一零章局

;就在月前，刚刚入主白宫的克林顿政府，出台了一项所谓“全面接触”的对华政策，宣称“一个强大、稳定、正在现代化和繁荣的中国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并要求在“较为广泛地战略背景下消除双方地分歧。”面对华盛顿的这一表态，社科院中美战略研究所很快提交了一份报告，此份报告从各个角度出发，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这一“全面政策”背后的意义----即，华盛顿的外交思路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目光已经全面投向了东亚，所谓的“全面接触”实质上就意味着“全面干预”就意味着华盛顿要对北京指手画脚，美国人要告诉中国人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事情做了不对，什么事情马上做才对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是一个外交危机期到来的预兆。

    而就在前几天，从越南传来的消息，也证实了这一推测的准确性。随着华盛顿政策的改变，越南的阮文灵政府也感受到了压力，其党内那些前阶段遭受打击的“亲苏反**”派系，有了与美国人眉来眼去的苗头，一股为八八年“3。14”海战翻案的论调，开始在河内散播。

    柄际外交环境的变化，迫切需要国内外交政策的转变，面对近两年发生的一系列国际事件，北京感觉到前阶段迈出的步子也许太大了，总起来看，尽管改革开放十余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是总体来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大得很。解放思想没有错，可在解放思想的同时，也不能忘了实事求是，落后就要挨打这个真理，到了任何时候都不会发生改变，为此，中南海的决策者们在经过反思与探讨之后，认为“韬光养晦”的政策，仍旧需要继续保持下去。

    “谋求一个政治大国的地位，必须以经济大国、军事大国的基础相匹配，政治大国说到底就是掌握话语权，掌握开口说话的权力，而要做到这一点，手里就必须有钱，有枪，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没有任何意义。从过去两年的外交努力成果来看，这一真理正在得到体现，我们在国际上的政治阵地没有得到扩大，相反，正在被美国人一步步的蚕食，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也是推动我们改变策略的最大因素。”

    必须以经济合作为先导，拓宽外交领域的回旋空间，加强双边关系，建立外交互信，随后，政治问题才能跟上，有了经济做饵，有了强化后的经济联系，任何政治的问题都好谈，这才是寻求外交空间最佳办法。

    在会上，主持会议的几位部委领导，专门针对俄罗斯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式的反思，用他们的话说，从北远集团组建以来，曾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孙红羽等人为代表的集团领导层，在拓宽同俄罗斯联系的工作上成绩斐然。俄罗斯三位巨头的北京之行以及中俄企业家座谈会议的顺利召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不过，在前一阶段，由于北京方面步子放得太大，从而影响到了这一成果的巩固，并最终导致外交阵地的丧失。

    目前，随着郭氏集团与北远集团双边合作的中断，再加上霍氏、维氏在几个投资项目上的撤出，北京同莫斯科的交互空间遭到全面压缩，影响力降低到了最低点，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月前，远东太平洋舰队邀请美军驻日本横须贺的部分高层将领入境，参观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内的几大远东军港，这也许就是远东全面转向亲美的一个征兆。面对这一状况，北京认为必须采取卓有成效的挽回措施，以避免事态朝更加恶劣的方向发展。

    在会议的最后，孙红羽作为主导今后对远东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获得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发言机会，她第一次鼓起勇气，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讲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同俄方几位巨头的合作中，国内的问题并不在于步子放得太大，而是在于“要求太多，给予太少”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彻底的解决，那么今后北远的工作，仍将面临重重的困难。用孙红羽的话讲，俄罗斯三位巨头现在面临两个选择：与美国人合作，他们要求少，给予多。与北京合作，这边要求多，给予少。但凡是个人，估计就很容易在二者间作出选择。因此，要想挽回这种合作关系，北京必须在政策上有一个大的调整，要嘛要求多，给予多，要嘛要求少，给予少，在这样的条件下，远东基于地缘因素的考虑，也许还会选择另一个靠拢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