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斗是欧洲大陆永恒的主题。
小到一家之内的家族继承、一墙之隔的邻里矛盾,大到一国之内的权力斗争、领地继承矛盾。假如没有“外力”干扰,就像沉溺于封建专制的东亚社会一样,欧洲人可以延续庄园农奴的封建社会直到宇宙尽头。
许多人误会了一点,在工业时代之前,欧洲的进取精神并非完全来源于传统文化,而更多是一种宗教感召的驱使。在传统的视角下,进取精神事实上是内斗之外的余韵。
尤其是十五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的体制还没有完善和确立的情况下,商人的社会地位仍旧低下,这时帝国的扩张更大意义上满足着君主个人的涂色野心,而非资本主义增殖的本源驱动。
神圣罗马帝国、法兰西王国、英格兰王国、波兰王国和匈牙利王国就是中世纪末期的代表,英法百年战争逐渐偃旗息鼓后,所有欧陆大国都陷入了内乱乃至内战。
现如今看来,奥地利这三年的左右开弓、南征北战,在意大利方向折戟沉沙,在波兰方向虎头蛇尾,最后竟然是在前盟友的土地上割下一大块肉,才让三年的开疆拓土至少在面子上好看了些许。
三年征战耗竭了国库,让奥地利在三到五年的时间内甚至不足以满足基本的国防开支,在意大利闯出恶贯满盈的名声,和波兰的外交关系也跌至冰点。
如果弗雷德里克明天就暴病而亡,哈布斯堡族史少不了给他安一个“好大喜功,眼高手低”的戾名。还好他年方三十出头,还有大把时间为自己后世的名声填坑,首先就从焦点转向国内开始。
委任格拉茨伯爵·莱布尼茨掌控自己的老根据地施蒂利亚公国,再把这些年战功赫赫的猛将勋贵统统安插进蒂罗尔公国,架空老公爵利奥波德,等待一个天赐的时机。
不仅奥地利国内,包括帝国国内的权柄,弗雷德里克也不愿放手。
任命维也纳大主教为威斯特伐利亚宫伯,给罗贝尔足够恩赏的同时,向帝国诸侯吹响中枢权力回归西部的号角。
文艺复兴持续百年,时至今日,欧洲统治阶级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世俗领主与教会势力间的矛盾。
世俗领主掌握大规模军力与事实上的统治权,贵族间相互联姻、世袭罔替、层层分封、秩序井然而牢不可破,【贵族-庄园-农奴体系】横跨自巴黎至莫斯科的百万里大地,一切的土地与经济生产生活命脉都完全被其垄断。
与其针锋相对的老牌秩序构建者·教会,垄断世俗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甚至连世俗领主本身都是天主教精神上的附庸。但教会显然并不满足于垄断精神,它如一头如饥似渴的野狼般贪婪地啃食万众,敲骨吸髓,永不停歇地兼并土地,致力于把更多自耕农变作“宗教农奴”。
和贵族相比,教会存在唯二的先进性,一是吸纳广大平民阶级上升至统治阶级,尤金四世、尼古拉五世等为教会复兴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大部分出身富裕家庭、上得起教会大学的平民。
二是积极兴建大学,在工业化时代之前,欧洲绝大部分历史悠久的大学都由教会出资建立,这些规范性的学院为教会提供源源不断忠诚而富有才华的人才。
教会大学传授神学以及传承自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理科知识,将知识散播至全社会,加上贵族群体颇为流行的图书馆修建,二者联合在极大程度上避免了由战争导致的大规模知识断代。
吸纳平民与传承知识是教会插手世俗的不二法门,但这两样本领都在与贵族的千年斗争中被学去了大半。
失去了独一性,教会越来越难留住自家大学培养的人才,罗贝尔、艾伊尼阿斯……许许多多知识分子渐渐脱离了控制,反而奔向了同样愿意接纳平民的世俗统治者。
到了十五世纪,教会的构建理论终于与世俗彻底撕裂。
究其根本,教会以“节制”为核心的神本位理论体系适用于贫穷的太古时代,但对于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都已极大发展的前近代欧洲社会,“节制”反而压制了人性的正常需求,成为阻碍在跨越封建至资本主义之间的鸿沟。
在这里插一嘴,中国的孔夫子曾被欧洲史学家视为与耶稣、穆罕穆德、释迦摩尼类似的“先知”型人物。
语焉不详、操作空间极大的谜语人论调,明明不合时宜却被反复修改,最终被后世改写的一塌糊涂的政治思想……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你甚至仍能看到“基督教社会民主党”、“新月圣战战士”和“新儒教主义”这几位重量级同台竞赛。
在全世界范围内,节约都是一种历史悠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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